大学校史是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的一个交叉地带，它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生动缩影。一所学校的兴衰离合，往往折射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风雨历程。校史编纂者认识到这点，会使校史写作趋于清雅神圣，而非七拼八凑，应付了事；治史学者认识到这点，就不会小觑校史写作为雕虫小技，产生壮夫不为的轻蔑心态。
　　开口但闻校庆事 闭口不言校史情
　　如果对大学校史的编纂降格以求，其基本功能无非就是存史。存史的基本原则是求真，要能反映一所学校的发展轨迹、工作成就，彰显大学精神和风格特色，体现大学人流传后世的流风遗韵。校史并不是冷冰冰的史料集成，应该再现学校的办学传统、文化氛围、大师风采、校友事迹，应该为广大师生浸濡其间、构筑精神家园提供寥廓时空。当前校史编纂似已蔚然成风，几乎每所高校都有校史，不少校史印刷还十分精美，篇幅十分庞大，但若以上述要求而论，大多数恐不达标。
　　校史被认为是依附校庆而生的副产品，或为百年庆，或做五十寿，宣扬“历史和文化积淀深厚”的大学总要搞一本校史，回顾其峥嵘岁月和辉煌业绩，或赠送校友，或束之高阁。等到校庆热闹喧嚷后，校史也就沉寂无闻。开口但闻校庆事，闭口不言校史情。十年一轮回，再逢校庆，无非就是临时组建一个写作班子，罗列拼凑，剪辑成书。既是奉命写作，又是集体创作，写作者缺乏主观能动性，索性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导致大学校史大多千篇一律、写法雷同，共性多而个性少。专家列举，诸如“见史不见人”、“见物不见文”、“见成果不见反思”、“见形式不见内涵”等，确为当前校史编纂之弊病。
　　流水账式的记叙缺失人文精神
　　为什么大学校史写出来没有文化？这值得校史编纂者反思。大学校史是历史发展物化了的文化，其核心价值是大学精神，表现形态是大学文化。大学文化往往体现在大学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中，并通过特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表现出来，因此大学文化不仅具有认知性、创新性、多元性和批判性等特征，还具有传承性、传播性、辐射性和教化性等功能。
　　校史编纂必须遵循基本史实，理顺学术脉络，但它又不是“流水账”式的材料累积，还要从校史的铺叙中总结出学校的人文精神和学术传统，找出大学得以安身立命的精髓，找出“推动大学运作的这种精神和观念”，而这“就是大学的理想。深刻而具有崇高感召力的理想，是大学的灵魂”。若以此观，当前大多校史真可谓是“魂不附体”。
　　大学有两大功能，一是培养人才，二是产生思想。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大学与革命的联系密切，校史编纂也就不可忽略这部分的历史。不过，如果下笔太多，则本末倒置。大学校史应把中心放在“学”上，如教学、学者、学术、学生等，应强调每所学校的治学传统和人文精神，突出其学风和个性。
　　当下校史编纂现状是仅注重学校发展的历史过程、组织工作、学科建设、科研成果、图书设备等，大学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内涵的深刻表达不见踪影。历史沿革及教职员工名录固然应有，教学科研亦不可忽略；教授学者固然赫然纸上，但多为褒奖式的简略描述，无论任教时间长短、学术贡献大小，都是平均用力，别无二致；学者名家的精神风骨及学术地位，不甚了然。这样的校史，是“灵魂出窍”的校史，是没有生命的校史。
　　校史编纂队伍是一支“游击队”
　　大学校史本可写得“阳春白雪”，成为学术精品，也可写得“大众文艺”，成为普及读物。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忽视“民史”，“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反观当前校史，也犯有此症。校史写作应需而制，常体现集体意志，无须别出心裁，多为系年记事，以重大事件为经，以办学要素为纬，以光荣榜单为附录。参加人员多为临时组合的“游击队”，缺乏学有专精的“正规军”。写作力量薄弱，导致陈陈相因，既缺乏对大学生活的回忆录、口述史和影像史，也缺乏具有扎实史料和超卓见解的学术研究。由此，当前校史写作陷入“曲低和寡”的尴尬局面：既不能居学术庙堂之高，又不能处社会江湖之远，进退失据，两不相宜。
　　学界也有人在写关于大学历史、文化、精神等话题的书，但大多是“第三只眼”泛泛而论。校史固然应有“正史”，还应有“野史”，应有与校史配套的“校史丛书”。“野史”往往更能见一校之精神，更能“复原”历史上的校园生活，更能展现几代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另外，校史馆、校史主题公园、校史广场或长廊等多种文化设施，也可以发挥直观的再现功能，使大学师生在闲庭信步中获取对本校历史的把握和精神的领悟。如此则正史、野史、杂史兼有，学术、人文、风情兼备，形成多元一体的校史编纂布局，方能宣示大学文化的丰富魅力。
　　欲达此效，须强化史料的征集、保存和释读。收集资料、征集实物，是校史研究的一项经常性的基础工作，应获取尽可能多、尽可能全的信息，无论是否公开，无论口述还是文字材料，都要注意搜集和发掘。资料和实物的收集应和校友访谈结合起来，对德高望重、阅历丰富、年迈体弱的老校友，更要“只争朝夕”。资料搜集只是初步工作，还要经过整理、分类、编目。要建立电子化的数字资料库，使校史资料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要加强校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采用多种形式，结合文化建设，使其为大众喜闻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