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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大众化与大学固有功能的矛盾

来源:《社会科学报》 2012年03月19日 作者:尤小立

    当下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引发的对大学专业设置的疑虑,其实只涉及了大学困境的一个表象,它的深层问题是高等教育过度大众化与大学固有功能之间的不协调。
  极端“大众化”后遗症不断
  在中国这样生源众多的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有其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并不出自有关教育管理部门,而是出自渴望进大学深造的广大学子和家长。然而,任何的现实合理性都有个度。当高等教育大众化变得“合理”之后,各种原本不属于“大众化”范围的“搭车”政策和行为也随之出现,直接造成了大学负载过重,进退失据。而愈演愈烈的无序竞争,又将“大众化”推向极端,以致现在后遗症不断,它的直接表现之一,便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
  为了解决就业,或者准确地说,是为了提高毕业生就业率的数据,综合性大学一方面开始不断地增设与就业直接相关的课程,举办各种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之类的讲座,另一方面将原有的课程设置加以调整,不仅极力向职业化倾斜,大办就业前景看好的专业,而且以“产学研相结合”为名进一步地调整培养模式、专业结构和招生比例。与这类举措相应的是各级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政策以及预先设定的大学评估标准的推波助澜。2004年一些省市教育管理部门陆续开始出台的关于就业率低的专业停止招生一类的政策,其实只是政策的自我补救而已。
  大学如果总是围绕着就业或职业来组织其教学,当然只能变成职业培训中心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大学努力把自己变成“职业培训中心”,也还是满足不了急速变化的社会需要。从人才招聘现场反馈的信息看,高等教育大众化正在吊高用人单位的胃口,动辄“本科以上学历”或“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入门条件,不仅让“人才低就”常态化、普遍化,而且使大学毕业生彻底失去了曾经的荣誉感和自信心。
  其实,即使跳过纽曼有关大学“培养绅士”,洪堡有关大学“高深学问研究之所”的追求,就是从部分美国大学秉承的“社会服务器”的视角看,大学与社会需求之间也不可能是完全地相互对应的。因为大学不是社会的附庸,她本身是一个有机体,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应该在思想、学术和文化上起着引领社会的作用。当她放低身段,极力满足社会需求时,就必然和她与生俱来的地位及作用产生矛盾。当然,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中,许多大学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矛盾的存在。因为只要紧跟政策,努力领会精神实质,把“GDP”搞上去,就完成了硬任务或硬指标,没有谁在乎那种不具备实用价值的固有精神或固有功能的含义。当大学汲汲于应对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时,大学领导完全沉浸在具体的事务之中,也很少有时间去关心和考虑大学固有的功能。
  无论是无意,还是无暇,都是被动地应付。这种应付其实也没有换来多少实际的效应。因为从根本上说,像毕业生就业率一类的问题,再怎么去应对,也只能在数据上提升几个百分点,而永远无法真正满足社会的需求。
  遏制过分大众化已是当务之急
  这里不是说,大学要置社会需求于不顾,全然放弃对学生就业的责任,而是说把社会的短期需求,把就业当成安排教学工作,甚至一切工作的指针,会让本来已经不太到位的大学教育的诸多功能进一步丧失。在大学不能与社会需求同步的情况下,综合性大学无论在专业设置和研究方向的确定,还是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方式的运用上,只能是保持相对的稳定。这既是一种从大学固有功能中生发出的现实策略或原则,也是一种自信。没有哪所世界名校会随意地根据社会的短期需要改变自己长期形成的学术传统和理想追求。因为她们不仅有自信,确定自己正在引领时代,而且相信自己培养出的学生可以用系统的知识、过人的智慧和良好的道德去影响社会。
  过分大众化冲击的是中国大学,特别是中国名校应该具备的精英意识和道德意识。因底气不足,中国名校在模仿国外名校喊出“培养领袖人才”的口号时,多少有点儿滑稽。看来,遏制高校过分大众化已经是当务之急。
  而要将那些非大众化的成分彻底剔除,落实《高等教育法》,给大学更多的办学和招生自主权应该成为政策的突破口。在这一点暂时还做不到时,给当下中国大学减负,少一点政策的压力,多一点切实的扶持,就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各级政府应该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多地承担组织就业的责任。因为只有摆脱对就业率的片面追求或一味地执着于完成毕业生就业任务,才能让大学与社会保持适度的距离,也才能真正摆脱目前的急功近利。
  当然,大学自身也不是不需要作出调整。当下最需要遵循的是:一,无论是专业设置,还是临时性的社会化培训,都需要与“校格”相匹配。“985”工程的重点高校屡次出现诸如“时尚淑女班”、“上市公司总裁班”之类,实不合时节。二,在专业和学科发展上,相对稳定,合理布局,形成良性循环。具体地说,与其热心于“大而全”的“通吃”,不如将原有的优势学科和专业保持住,并且在此基础上有序地扩展。总是抱着抢占先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或者边建设、边招生的心态,其结果只能是既浪费国家的教育资源,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如果听任类似急功近利措施的负面效应的持续蔓延,最终受伤的还是大学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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