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政府、市场三方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创业型大学的诞生是部分大学积极主动适应生存环境的结果。市场化生存成为创业型大学在新生态环境下的一种重要发展方式。
　　创业型大学作为知识转化和企业家精神生产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机构，其诞生和发展既是高等教育适应经济社会需求的结果，也是自身功能强化的过程。对于过度依赖政府的中国大学，面对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竞争日益加剧，毕业生失业率不断上升等问题，创业型大学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三种生存模式
　　教育学者们以高校、政府、市场三者相互倚重的重心差异为根据，提出三种不同的生存模式，包括克拉克模式、米勒模式、威廉姆斯模式。
　　伯顿•克拉克从高等教育内部出发，比较研究数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政府和市场的联系，提出经典的权力协调三角形。同时，他经过大量的比较研究后指出：意大利偏向学术权威，苏联偏向国家权力，美国偏向市场。国家权力代表的是社会的集体意志，学术权威代表学术与学者的权威，市场代表高等教育的消费者。需要指出的是，克拉克的分析结论是基于早期多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而创业型大学的内外部环境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三角模式需要新的内容，才能有效解释创业型大学在新环境下的学术、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新的环境下，对学术、政府、市场作用的解释需要更有效的模式。1983年以来，英国和加拿大在较大程度上已经偏向市场和政府控制，学术降低了本身非专业性的控制程度。因此，新环境需要的不仅是克拉克三种维度的分类方式，更需要进一步说明各个国家在每一个维度上受控制的程度。米勒考察了1983~1993年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家高等教育面对的三种力量所发生的新变化，提出新的三角关系模式。该模式补充了克拉克传统三角形模式对市场力量作用的解释不足，定性衡量三种力量的相对控制程度。市场力量不再是会“产生不可靠和不良的结果，而是引导和推动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改革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威廉姆斯发现克拉克模式中的政府是与学术、市场力量形成的三足鼎立的其中一员，但同时政府也可以扮演仲裁者、竞争的推动者、直接供应者、消费支持者、高等教育服务的垄断购买者等多种角色。这种多角色反映政府作用在高等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复杂性，而市场与学术的力量在不同情境下，也同样可以以多种不同的角色出现。威廉姆斯认为，政府作为促进者的角色模式可以更好地协调创业型大学与其特定的市场、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威廉姆斯的模式中，市场力量占有明显的优势，政府降低直接控制，承担促进者的角色，创业型大学将自身的发展热情地融入市场活动之中。在市场力量壮大和政府减少管制的环境下，创业型大学应该敏锐洞察市场的需求，在政府管制和学术要求内，创新与市场对接，促进自身的发展。
　　大学如何成为“孵化器”
　　由于美国政府公共管理政策的变革和政府资助比例的逐渐下降，大学普遍面临困境。以斯坦福大学为例，该校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趋势，积极参与政府研究机构的竞争性合同研究，同时扩大来源于企业、慈善基金会、校友的捐赠，以及知识财产的版税收入、校园服务收入、学费等，不断拓宽和深化筹资渠道。扩大合同研究和市场活动给斯坦福大学带来的资金迅猛增长，有效解决政府资助下降所带来的资金短缺问题。
　　随着市场力量对创业型大学影响的强化，更多市场化的运作，市场机制被引入创业型大学管理机构和运营。正如斯坦福大学寻求扁平的结构，排除中间单位，使校部中心和基层单位之间的障碍最小化；从上到下，特别是在校部中心使行政专业化。斯坦福大学具有董事会、校长和教授权力分割的清晰的管理模式，同时将学术权力引入核心领导层，参与大学管理，制定大学决策。
　　斯坦福大学宽容失败、推崇创业、鼓励冒险，为师生营造一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以激发师生创新精神和创业欲望。斯坦福大学以创业精神为主导的价值标准，结合市场竞争的环境制定发展战略，避免浪费与低效，脱离“顾客”的需求。创业型大学仍然是大学，虽然不可能转化成企业，但是企业文化的渗透或许可以帮助创业型大学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创业型大学的文化建设有些类似高科技企业，是一种涵盖变革的文化，这种文化可能先是作为比较简单的制度上的理念，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组织内在的信念。
　　硅谷取得今天的骄人业绩，离不开斯坦福大学这个“孵化器”，同时，硅谷的发展也帮助斯坦福大学构建强大创业、创新能力，成为世界顶尖的创业型大学。硅谷以大学为中心，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进而扩大科学研发的资金支持。随着生存环境的发展变化，从初期的倚重政府项目资金支持，到今天市场力量的强化，硅谷的创新体制是创业型大学敏锐洞察历史发展与环境变化，依照经济学家的路径依赖效应自然生成。斯坦福首创大学与工业界结合的研究园模式，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带动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创业型大学的“官产学研”结合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