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从1978年恢复招生至今，我国研究生教育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已基本形成学科门类齐全、类型多样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并在规模上进入了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为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在政府的积极推动和部分高等院校的积极参与之下，我国自2006年开始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在统筹教学科研资源、建立以科研为导向的导师负责制、改革研究生选拔机制、创新培养模式、完善奖助制度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探索。截至2009年，改革试点范围已从最初的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三所高校，扩展至所有央属院校及部分地方高校。
　　经历为期五年的实践探索，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是否得到了有效推行？是否得到了学生的认同？是否完善了研究生奖助体制？是否有效强化了导师的学术指导责任？本研究将利用2010年北京市高校研究生问卷调查数据，对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推进及其成效展开实证分析。
　　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实施的背景、目标和举措
　　1999年之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研究生规模发生急剧扩张。截至2009年，十年期间，我国硕士阶段在校生规模从17.95万人增至115.86万人，增幅达6.45倍，年均增长率为20.5%。博士阶段在校生规模，从原有的5.40万人增至24.63万人，增幅为4.56倍，年均增长率为16.4%。规模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经费投入、师资力量、教学及科研实验设施等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完成和政府管理模式转变的不断深化，传统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和调控机制已无法有效适应新形势下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求。导师在培养中的责权利不清、研究生招生录取机制不顺、未形成符合研究生教育特点的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研究生激励机制不完善、研究生培养未与科研有机结合等，均为传统研究生培养体制下较为典型的问题[1-3]。上述问题成为制约研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提升的机制性障碍，而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改革的重要课题。
　　本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特点在于，以改革与完善研究生奖助制度为切入点，以点带面，从而推动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导师管理等多方面的改革实践。结合相关研究和各高校的实践探索经验5-8]，新机制改革的核心举措可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首先是建立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以往导师在向参与科研项目的研究生提供经费资助时存在制度约束不严、资助标准不统一或过低等问题。新机制采用导师与学校共同出资提供生活补贴等方式，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奖助中的作用，由此提升导师对研究生的科研指导积极性与研究生培养质量。
　　其次是建立研究生新奖助制度。作为改革的切入点，新机制中的研究生奖助制度提高了资助的覆盖面与奖助力度，并力图打破原有奖助制度的不公平格局，将研究生的奖助与其实际表现联系起来，实行一年一评的动态奖助评定模式。新机制的评定方式引入竞争机制，强化激励作用，充分调动和发挥了研究生投入学习和科研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再次是建立全新的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与录取机制。新机制改变了以往招生名额在学院、专业和导师之间平均分配的状况，在综合考虑学科建设需要、导师科研项目和经费、专业就业前景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动态调整校内各学院、专业的招生名额。在学生选拔过程中，新机制强调提升复试成绩权重，在提高各招生单位自主权和选拔权的同时，注熏考查学生思维能力、逻辑能力等科研综合素质，保障生源质量。
　　最后是建立弹性的研究生学制。为进一步保障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各院校依据自身特征，在学分制的基础之上引入弹性学制，并对普通研究生和硕博连读生区别目标定位，分类培养，以适应研究生培养目标由“以学术型人才为主”到“应用型和学术型人才并重”的转变，让应用型和学术型人才逐渐实现分流，提高各类人才的培养质量。
　　三、研究问题与数据来源
　　随着改革范围的不断拓展，我们有必要对新机制的推行状况、成效及其存在问题开展及时的研究。本研究将结合2010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研究生版）》数据，对如下问题展开深入分析：
　　第一，改革是否为公众，特别是院校研究生所接受认同？针对新机制的核心举措，学生持何种认知态度？
　　第二，聚焦新机制改革中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分析奖助体系在不同学历层次、学科专业、收入分层群体间的覆盖范围及资助力度，探讨奖助力度背后的影响机制。
　　第三，针对新机制改革中研究生奖助体系的目标设定，在控制院校特征及学生特性的基础上，考察奖助体系是否有效地推进了导师的指导责任、研究生学业科研成就及创新能力的提升。
　　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研究”课题组于2010年4月在北京市39所高等院校实施的研究生问卷调查。该调查依据分层抽样的原则，在将各类院校分为“985工程”建设院校、“211工程”建设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三大抽样框的基础上，根据各院校文史哲、经法教管、工学、理农医军四大类学科的学生分布特征，同时兼顾各院校典型专业和代表性专业，以在校生10%的比例确定抽样人数。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1957份。调查对象中硕士生占81.5%，博士生占18.5%：院校类型分布为“985工程”建设院校占37.8%、“211工程”建设院校占46.0%、一般高等院校占16.2%，央属院校占83.6%、非央属院校占16.4%；学科分布分别为文史哲占12.9%、经法教管占28.1%、工学占39.8%、理农医军占19.3%；性别分布为男性占50.7%、女性占49.3%。
　　四、分析
　　（一）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社会认知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推动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在选拨、培养、管理等各项环节诸多理念的嬗变：从科研引导转向科研主导，从计划资助转向竞争资助，从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从一元激励转向多元激励，从职责指导转向责权利统一，从统一管理转向自主协调等。究竟上述理念的嬗变，是否为研究生教育研究生培养的相关利益主体所认同和接受，这直接关系到本次改革能否顺利实施。
　　表1显示了研究生对培养机制改革的了解程度以及对于其中部分核心举措的认同程度。对于所在院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内容，有25.2%的学生表示充分了解，46.3%的表示比较了解，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表示不太了解甚至不了解院校推行的改革内容。由此可见，虽然各试点院校积极推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并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但在改革信息在研究生群体中有效渗透方面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不同院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具体举措各有侧重。本次调查针对目前新机制改革中实行较为普遍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部分举措，考察了研究生的认同度。研究发现选拔机制中增加复试权重得到了学生最大比例的认同，其比例（“认可”+“比较认可”的合计）达到82.3%。其次招生指标与导师科研经费挂钩也得到了75.7%的认同。相比之下，对于为保障博士研究生生源质量，招生中增加直博和硕博连读学生比例的改革举措，持认同态度的研究生比例为69.5%，相对较低。至于强化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职业性和应用性，总体认同度为74.1%，表明将近四分之三的学生均赞同在硕士砑究生培养中改变以往单一重视学术能力的倾向，强化学生在专业领域的实践和应用能力的培养成为硕士研究生培养一个不可忽视的新诉求。
　　（二）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的覆盖广度、力度
　　完善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是本次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其实质在于利用奖助学金体系的构建，在研究生培养中引入竞争、激励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并成为激发导师与研究生科研创新的内在动力，以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依据调查数据，表2概括了不同学历层次研究生的2009年全年学习生活经费来源及其结构。从总体而言，研究生的最主要经费来源依然是“家庭支付”，占53.2%，其次是奖助免收入（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学费减免，困难补助，校内助研、助教、助管收入）占31.2%，另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依赖于助学贷款和亲友借款、校外勤工助学以及其他收入，其比例分别为4.3%、8.4%、3.0%。此外，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在经费来源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与硕土研究生不同，博士生改变了主要依赖家庭支付经费的模式，奖助免收入比例高达50.2%，高于家庭支付约14个百分点，成为学习生活经费的最大来源。相比之下，硕士研究生的奖助免收入比例低于家庭支付约30个百分点，仅为27.1%。从奖助免经费额度而言，博士生的平均奖助免收入水准（6159元）明显高于硕士研究生（3259元）。至于奖助体系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布状况，如图1所示，高奖助覆盖面最大的是理农医军学科。在该学科大类中．66.3%研究生获得奖助，其中获得高奖助学生的比例达到28.3%。其次是工学专业，66.7%的研究生获得资助，而获高奖助学生的比例达到23.6%。相比之下，人文社科类专业的资助覆盖面则相对较小，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和经法教管等社会学科没有获得奖助的学生的比例分别高达46.3%和48.8%。

　　（三）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的推行及其影响机制
　　1．新奖助金体系改革推行状况的评价
　　表3分析了改革试点院校（央属院校）研究生对于新奖助金体系的推行成效及其评定体系的评价。第一，虽然新奖助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研究生奖助金的覆盖额度与力度，有将近62.1%的学生“同意”或“比较同意”奖助金支撑学业完成的充足性，但依然有37.9%的学生对此持不同意见。第二，为加大奖助力度，试点院校积极提供助教、助管、助研岗位，68.5%的学生认为所在院校设置了充足的“三助”岗位。第三，对于新奖助体系的评定模式，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各试点院校遵循改革的目标设定，将评定结果与学生的学业表现、科研成果和社会工作状况进行了有效的结合。三项参考指标的认同度（“同意”+“比较同意”）分别为76.7%、78.4%、67.5%。

　　2．研究生奖助力度的影响机制
　　为验证相关因素对研究生奖助力度的影响，本研究利用改革试点院校（央属院校）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构建以下模型。选取奖助免经费占全年学习生活总费用的比例P为因变量，假设影响奖助力度的因素主要为五类：①所在高校特征HEl,：院校选拔性（“985”院校-3、“211”院校一2、一般本科院校-1）；②学科专业特征DIS；（以理工学科为基准项）；③学生个体特征IND：：学历层次（博士生虚拟变量）、学位类型（学术型虚拟变量）；④学生学习科研表现ACH。：参与科研课题数、（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学科平均成绩；⑤学生家庭经济特征INC。：家庭收入（以“万元”为单位）。U。为随机误差项。
　　构建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Pi=p1+B2INDi+p3HEL+p4DISi+p5A CHi+p6INCi+Ut
　　表4显示了回归分析结果。首先，学生个体特征对奖助力度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在其他相关因素不变的情况之下，博士生获得奖助比例显著高于硕士研究生，学术型学位研究生获得奖助显著高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其次，奖助力度在学科专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人文社科专业，理工学科研究生在获得奖助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再次，院校特征对奖助力度有显著影响作用。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所在院校的选拔性和质量，即研究型大学或进入“985工程”、“211工程”院校的研究生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奖助，显然这与此类院校的经费充裕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后，学生获得奖助力度与其学习科研方面的表现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结果显示，论文发表篇数与学科平均成绩较高的学生获得的奖助力度相对较大。更重要的是，奖助力度与学生家庭收入状况呈负向关系，这反映了现有研究生奖助机制在侧重奖优性的同时关注发挥其保障教育公平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了减轻了贫困家庭学生的经济负担。

　　（四）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的成效分析
　　本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构建新奖助金体系的政策意图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鼓励研究生的学习研究成就、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增强导师的指导责任。为了考察奖助金体系的构建是否有效地实现了上述政策目标，本研究将利用改革试点院校（央属院校）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分别构建多元回归线性模型和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研究生奖助金投入力度的成效展开分析。在分析模型中，本研究控制了学生个体特征、专业特征、院校特征变量，考察奖助学金投入对学生学习科研表现、创新能力提升、强化导师指导责任的影响成效。模型设定概要见表5。
　　表5模型1显示了奖助力度对学生学业表现提升的影响怍用，模型因变量为学生的学科平均成绩。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学生、专业以及院校特征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之上，奖助力度对学生学科成绩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奖助金体系对提升学生学业表现具有显著的成效。模型2分析了奖助体系对学生科研表现的影响作用，将学生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发表篇数作为因变量（科研表现）的操作性变量。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学生个体特征、专业特征以及院校特征的基础上，奖助金体系对学生科研表现的影响虽然只是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对研究生科研表现的提升依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对于奖助体系对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调查问卷中设定了学生对自身自主创新能力的自我评价项目。评价采用四阶段尺度，由于该指标非连续性数据，而是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数据，在分析离散选择问题时采用概率模型（Logistic，Probit和Tobit）是理想估计方法。表5模型3显示了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对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因变量为学生对自身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等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学生个体特征、专业特征以及院校特征的基础上，奖助力度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目前各改革试点院校（央属院校）奖助金体系对学生的资助力度不足，无法有效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
　　对于奖助体系对导师指导责任提升的作用，表5模型4和模型5分别以学生对导师注重科研能力培养和提供课题研究机会的评价等级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模型4显示，在控制了上述个人、专业以及院校特征的基础之上，研究生获得奖助的力度对导师重视科研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反映了随着奖助体系中对导师课题经费出资责任的强化，研究生通过参与课题研究的方式提高获得经济奖助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促进了导师对于提高研究生科研能力的重视，激励了导师的科研指导责任。与模型4类似，在模型5对于导师提供参与课题机会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即奖助力度的提升能促进导师向学生提供参与课题的机会。
　　五、结论与政策性含义
　　为建立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长效保障机制和有效激励机制，在政府政策的积极引导之下，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正在我国高等院校逐步推行。随着改革试点院校范围日趋扩大，深度考察改革的推行状况，对改革的运作成敖开展科学分析，成为当前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熏要课题。本研究正是在这样背景之下，对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特别是研究生奖助金体系改革的推进与成效开展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归纳如下：
　　第一，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推行和核心举措得到了相关利益主体即绝大多数研究生的有力支持和认同。但另一方面，依然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研究生对本次改革内容及其核心举措表示不了解或不认同。
　　第二，作为改革突破口，研究生奖助体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试点院校研究生奖助的覆盖面与投入力度，为学生的科研、学习生活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在家庭支付依然是研究生最主要经济来源的状况之下，现有奖助体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将近四成的研究生对现有奖助体系的充足性持否定意见。
　　第三，研究生奖助金的评定基本遵循了改革目标的设定，有效结合学生学业、科研以及社会活动表现。研究生奖助力度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在控制了院校和学科专业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奖助力度与学生的学业科研成就有了有效结合。
　　第四，不同类型院校、不同学科专业以及不同学历层次之间，研究生奖助力度呈现多样化特征。以“985工程”院校为代表的经费充裕院校学生、理工学科学生、博士层次学生在获得奖助金万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五，研究生新奖助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的学业与科研表现。此外，由于新奖助体系的部分经费来源于导师课题经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强化导师科研指导责任的激励机制。研究表明奖助力度的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导师对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视，增加学生的课题参与机会，优化了研究生培养环境。但在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方面，现有的奖助体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未来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的调整具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应增进利益相关者对改革的认知，提高改革的社会认同度是保障改革持续稳定推进的基础。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要想有效推进，从真正意义上提升我国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各院校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改革动机、目标及内容的宣传力度，积极听取校内研究生、导师等利益相关者对于本次改革的反馈，在改革路径设计中吸纳他们的意见与建议，形成共识。
　　其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推进，需要充分考虑研究生培养地区之间、高校之间、学科之间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经费充裕性、培养水平参差不齐的特点。特别是随着改革试点范畴向研究实力与经费基础相对薄弱的地方院校延伸，政府需要在给予弱势院校、弱势学科必要的财政、政策性扶持的同时，赋予各参与院校和学科充分改革自主权，引导其设定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多元化改革举措。
　　此外，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进一步拓宽研究生奖助金的资金筹集渠道，形成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奖助体系，在提升研究生学业科研表现的同时，保障教育公平的实现。虽然新机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究生奖助体系覆盖的广度与深度，但并未从根本上实现充足性的目标。不仅如此，现有的奖助体系倾向于博士学历层次，对硕士研究生的奖助力度则相对薄弱。随着硕士生培养目标从单一学术型向学术型与专业应用型并莺的转变以及专业应用型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如何构建相关奖助体系，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而奖助经费的筹措，在充分挖掘院校与导师资源潜力的基础上，必须加强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投入力度，保障研究生奖助经费的充足性和可持续性。
　　另外，需要留意培养机制改革的负效应，构建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艮性互动关系。新机制改革虽然通过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激励了导师对于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机会的提供与科研能力的培养，但却可能导致学术上的急功近利，盲目追求科研经费多的项目，基础研究受到冷落：师生关系从良性的“师徒关系”向“雇佣关系”转化，引发师生关系畸形化[11-13]。因此需要在改革推进的进程中，不断完善改革设计，将负效应控制在最低水平。
　　最后，需要充分认识培养机制改革存在的局限性，进一步调整与完善改革举措，从而实现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目标。培养机制改革在培养研究生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的局限性，暴露了改革还存在着进一步完善与调整的空间。导师责任制与资助制无形中将扩大导师的话语权，但也可能引发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和狭隘化，阻碍研究生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高。为此，在既有的培养机制改革举措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将成为研究生教育改革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鲍威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吴宇川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