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交流和经济互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进程加快了。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国际政治的公开性和可视性提升，经济纽带在整个世界延伸，跨国的文化消费周期大大缩短，全球通讯和人员流动日益频繁，民族国家的教育系统逐步走上国际化的轨道。如弗里德曼所言，世界变平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国际化问题，成为21世纪一个重要的课题。对这个课题的解决，必须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必须重塑高等教育的使命，必须发挥高等教育的国际性功用，必须承担高等教育的国际责任。
　　一、全球化要求用全球化思维来规划高等教育发展
　　面对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欢呼者有之，旁观者有之，敌视者有之，更通常的观点是将全球化看作“双刃剑”。在实践层面，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从竞争的立场上应对全球化的“机遇性挑战”的。竞争为国家和组织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美国2004年创新行动计划的中期报告赫然点题：“世界因竞争和挑战而繁荣”。加拿大将美国作为标杆。这个近邻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北美主要的人才和资本的竞争者。如果不进一步缩小差距，就存在人才外流和资本外流的危险，这样最终会导致加拿大人生活质量的下降。加拿大政府工业部报告坦言，竞争是全球性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比我们落后的国家正试图超越我们，而那些领先于我们的国家正在全力捍卫自己的地位。我们需要迅速前进并且干得比我们的竞争对手更出色。”各国回应全球竞争的主要路线，不是堵截，而是开放；不是固守，而是创新。在知识经济竞争的驱动下，高等教育越来越走向国家发展的核心议事日程。美国开展了“创新美国”的行动，英国设立了科学与创新投资计划，加拿大推出创新策略，俄罗斯开发了创新性大学评审标准。在所有的这些文件中，高等教育被赋予知识创新主力军的使命。可以看出，许多国家是沿着“全球化－竞争－知识经济－创新－克敌制胜”这样的思维路线进行战略规划的。站在个别国家的立场上看，这是一种常规的规划逻辑。在竞争环境下突出创新的价值，是民族国家自主发展的“技术性选择”。但是，这种思维是一种“你我思维”，而不是“我们思维”。创新的发动是对局部利益的考虑，而没有站在全球的高度看问题，没有将价值问题纳入到发展的逻辑中来。我们不能在与我们遇到的问题相同的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必须超越。“技术性选择”不能取代“价值性选择”。全球化竞争需要全球化思维来解决。全球化社会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国家与国家间相互依存。基于全球化思维，追求世界和谐，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的同时，关注普世价值和文明交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你我思维”的价值解决。全球化思维是基于全球立场，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于一体的思维形式。它要求坚持全球化的价值立场，整体地而非局部地、系统地而非碎化地思考全球性问题。因此，高等教育在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同时，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二、全球化要求民族国家的高等教育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作为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大学有近千年的历史。在几千年的王朝更迭过程中，许多公共机构消失了，或失去了原来的式样。1520前的公共机构现在还可以辨名身份的不过75家。而在其中，大学就有61所左右。公元1300年前建立的波罗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剑桥大学、锡耶拿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现在仍坐落在它们初建的地方，教授和学生们继承传统，从事和过去相同的知识传播与创造活动。这些看似没有变化的机构，在过去的20多年里，也经历了、并且还在经历着过去不曾有过的变革。它们在承担国家创新的使命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知识创造与转移，成为新兴的“知识工厂”，这是过去“象牙塔”式的纯粹知识堡垒所不曾预料的。1997年，牛津大学接受了沙特一个百万富翁的捐赠，成立了商学院。而她的老对手剑桥大学则接受了比尔·盖茨的动议，在该校建立了微软在美国之外的第一个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这两所名校的行为是对红衣主教纽曼的“让知识探求与人类的基本需要保持距离”的“大学理想”的“发展”。商业行为与大学活动的联姻，使大学与社会的边界变得模糊了。跨国的产学研联系，又使知识创造与使用过程中的国家边界变模糊。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知识市场不断建立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种涉及价值问题的全球化声音。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揭示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可能出现价值冲突和文明冲突的历史效应。价值、知识、市场，是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面对的三个基本范畴。
　　知识创新是大学的灵魂。知识具有自足性和社会性这二重性。在知识的创造和传递过程中，要尊重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必须充分认识知识的社会性。不关注知识的功用而一味强调知识的自足，很难持续。增强适恰性，积极回应社会的要求，满足市场的需要，是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根据市场需要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境内或跨境的递送，这是市场的逻辑。创造市场，开拓新兴领域，依托市场的力量办学，充分体现国家意志、进一步承担社会责任，这是现代大学的基本使命。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此，还不能适应全球化思维的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反思并且建构全球化价值，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国际政治参与、国际文化建设、国际人力资源开发，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三、全球化要求用国际标准来界定高等教育的质量
　　高等教育要更好地履行国际责任，必须贯彻全球化思维，拓展国际视野，体现国际要求，建立国际标准，通过国际化标准来界定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质量。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种包含多种多样具体活动的发展趋势”，它提供一种融入全球环境中的教育体验。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培养的对象不光是一个特定社会的公民，不光是一个国家的国民，还是国际社会的公民，是地球村的村民、地球城的市民。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高等教育都开始为世界劳动力市场培养人力资源。本土的人才培养的质量不仅影响本国的社会和谐与发展，还会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产品和服务行销世界，世界的产品和服务向中国开放。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最终都取决于人力资源的质量。知识和技能随人才的流动而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世界不同地区的知识差距，对欠发达国家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对发达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众所周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和学习化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成为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高等教育入学率也得到大幅度提高。从1991年到2001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增加了170%。OECD国家在过去25年里，拥有第三级教育的成人从22%增长到41%。在各国国内高等教育注册人数迅速攀升的同时，国际留学生教育蓬勃发展，跨境办学如火如荼。学生跨境流动既是个体选择的行为，也是一些国家应对国际化的国策。2003年，全世界的留学生总量达到250万，其中有210万留学生在OECD国家学习。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是输出留学生最多的几个国家。2002年，俄罗斯的留学生数为100000人。2003年，马来西亚的留学生数为37000人。2006年，世界大学生总量达到1.15亿，2.5%的学生在国外大学注册。2008年，英国留学生新招生47802人，其中，中国学生高达4337人，中国的总留学生人数达到75000人。其他东南亚国家入学人数也有所增长。其中，新加坡965人（增加30%），香港2525人（增加4%），印度1581人（增加18%）①。在中国，2002年来华留学生数是60000人，到2006年，留学生数达到141000人，其中，75%来自亚洲，11%来自欧洲，9%来自美国。预计到2025年，全世界将有八百万的留学生。
　　除了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跨境求学推动国际化这样的一条基本途径外，高等教育机构纷纷在海外建立分校或机构。同时，具有企业性质的高等教育集团也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积极推动者。老牌的高等教育大国纷纷在境外设校或投资教育，第三世界国家也参与了新形式的国际化进程，将高等教育拓展到境外。美国芝加哥大学布士商学院先后在伦敦校区和新加坡建立校区，形成跨境的校园分布。澳大利亚皇家理工学院(RMIT) 1998年受越南政府邀请在越办学，2000年获得办学许可，2001年皇家理工学院———越南分部正式成立，分别在河内和胡志明市建了校区。1988年成立的荷兰商学院先后在亚洲、捷克、尼日利亚、南非以及苏丹建立了分校或管理中心。美国的劳利亚特（Laureate）教育集团在北美，中东北非，亚太，欧洲，拉美大区创建了15所教育机构，联合项目机构达到54个。境外办学不仅是西方大国的国际化策略，也是东方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新加坡的拉菲尔（Raffles）教育集团在15个国家或地区的35个城市建立了39个学院。印度的马尼帕大学（原名Maipa Academy of Higher Education）在阿联酋的迪拜、印尼的米拉卡建立分校。巴西的伊斯塔西亚（Estacia）大学集团在巴拉圭（Paraguay）从事高等教育活动。在中国，不少学校和国外大学联合办学，创建了新型的中外大学办学联合体。2003年中国和西方高等教育机构联合培养的学位项目达720个，到2006年4月，增长到1100个。西安交通大学和利物浦大学合作，在苏州高教园区落户，建立了西交利物浦大学。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浙江宁波成立。爱丁堡龙比亚大学积极在中国投资。龙比亚校长予琼·斯特林格教授为其对中国地方国际教育交流做出的贡献，分别在2006年11月获得山东省政府授予山东省荣誉公民称号，在2008年9月被河南省政府授予“黄河友谊奖”。2011年美国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在上海成立纽约大学（上海）。除了海外大学或机构在中国办学之外，中国大学也纷纷在海外试水。上海大学成立了悉尼学院。暨南大学是第一家在国外设立分校的中国大学。一个立足本国、拓展海外的高等教育网络正在世界范围内编织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市场分割”。
　　在高等教育机构不断进入国际化网络办学的过程中，海外拓展的故事并不都是成功的。2004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合作成立第一个外国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亚州分校。该校2006年开始招生，2007年3月开学，2007年5月即宣布关闭。澳大利亚的全球校园管理集团（Global Campus Management Group）旗下５所学校②2009年宣布倒闭。美国阿波罗③（APOLLO）集团在本国实行营利性发展的同时，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先后在印度、荷兰、中国进行高等教育投资。2008年在加拿大新布莱斯韦克的Fredericton建立了马里特斯大学（Meritus）④，但是在2011年1月即宣布停办。
　　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表明，国际化为各国高等教育的海外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许多机会。但是，在制度上、体制上、文化上和经济上，还存在许多挑战。最为核心的约束是高等教育价值观的问题。海外扩张究竟是什么价值在驱动？“信价比”是否具有竞争力？不同的国际化决策选择在政治影响、文化融合、经济趋利或教育交流等方面的优先考量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而最终决定的因素，无疑是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质量，一方面从各国培养的促进本地和全球经济增长的知识与技能型劳动力的质量加以界定，另一方面要从各国培养的推动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精英人才的质量加以界定。根据国际精英和劳动力的国际化标准，高等教育从培养目的到培养方法，必须立足本土，但也要超越本土；要立足民族国家的需要，但也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需要，要在更高的层次和意境上设计教育方案。国家的学术质量是支持国际化教育方案的重要基础。知识创新不光是学术界的基本的学术责任，还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更是和谐的国际秩序建设的重要资源。自然科学研究的世界标准容易清晰地界定，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世界标准不容易界定。而后者，恰恰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超越语言的障碍，克服语言霸权，建设和谐的国际语言世界，增进文化间的深度理解，推动国际文化融合和发展，是摆在各国高等教育面前的重要使命。（周作宇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