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曾经说过，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世人应当认识和尊重过去，以便建设符合情理的未来。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吸取智慧，对一个民族、社会和个人的成长进步是至关重要的。从晚清教育改革到今天的教育改革，历史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这百年里，中国教育既取得明显的进步，得到不少宝贵的经验，也获得许多惨痛的教训。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今天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与借鉴。回顾与反思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历程与经验教训，是处在变革时代之中的今日中国教育改革主持者与参与者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中国教育政策制定者与研究者的重要责任。
　　一、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历程、内容及特征
　　这里所说的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是指从1901年清末新政以来百余年的教育改革历史。这段教育改革历史大致可分上、下两段。上段为旧中国的教育改革，下段为新中国的教育改革。上段又可细分为四个阶段：1901-1911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内容包括清末为挽救危亡的命运所进行的学制改革、教育行政机构改革、选士制度改革等；1912-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民国初期及北洋军阀时期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主要有学制改革、教育宗旨改革、机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改革、教学方法改革等；1927-1937年为第三阶段，是抗战前南京国民党政权对教育制度及管理的微调；1937-1949年为第四阶段，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既包括国民政府在战争状态下应对性的教育改革，也包括革命根据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教育改革。下段也可细分为七个阶段：1949-1956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改革包括新中国教育部的成立、学制改革、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等；1956-1966年为第二阶段，包括1957年高等学校布局调整、1958年教育革命、60年代的教育大调整；1966-1976年为第三阶段，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处于混乱状态；1977-1985年为第四阶段，主要改革包括拨乱反正、学制改革、教育机构改革、“三个面向”的提出等；1985-1993年为第五阶段，其间《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出台、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学位条例》和义务教育法的出台；1993-2009年为第六阶段，主要有一系列教育法律的制定、素质教育的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教师教育改革、职业教育改革等；从2010年开始进入了第七阶段，2010年5月5日国务院正式审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加快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对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满足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制定了今后十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奋斗目标，强调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为国民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①从而开启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征程。
　　纵观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基本上经历了“两个黄金时期”、“两次机遇”和“两个高潮”，每一个黄金时期都为中国教育发展提供了一次机遇，并通过教育改革掀起了一个高潮。第一个黄金时期，是从民初到抗日战争前夕，即1912-1937年这25年为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发展机遇，也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其表征为：教育部的成立，教育思潮的空前活跃，教育社团的兴起，教育家群体的形成，学制体系的完善，学校教育的发展等；第二个黄金时期，是从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开始至2010年，又是25年其间受世界教育改革大潮的影响与带动，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市场经济的转型，教育改革进入一个新的机遇期，也迎来了第二个改革高潮表现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开展及深化，教育社团的恢复与创建，教育改革实验的试行与推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起动与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与实施等等。这两个改革高潮，可以称为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双驼峰现象”。这两个高峰之间的近半个世纪，是由于战争或政治因素的干扰而被迫中断的一个时期，先后受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因而成为两个高潮之间一个较长的空档时期。
　　纵观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学校教育制度改革是贯穿20世纪始终的重要内容。因为学校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系统及管理规则，规定着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与修业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制度直接影响着教育的发展水平。因此，20世纪我国进行了多次学制改革。清末进行壬寅癸卯学制改革，以模仿日本的资本主义新学制取代了封建的旧学制；民国初年，进行壬子癸丑学制改革，从而克服了癸卯学制中存在的弊端；20年代又推行“六三三”学制，用类似美国的学制来代替仿日学制；1928年国民政府又推行所谓的“戊辰学制”，只是在壬戌学制的基础上做了局部修改，实际上没有多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进行学制改革，力求建立适合新中国建设需要的学校教育体系；“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进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所谓“改革”，结果给教育带来更大的混乱与损失；80年代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又恢复了“六三三”学制，目前我国的学制呈现出以“六三三”学制为基础的多元化特征。
　　其次，学校教育改革是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学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学校教育改革也是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微观层面反映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轨迹。纵观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史，有关学校教育改革方面的内容涉及众多具体领域。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也有学校教学内容改革、学校教学方法改革、教师聘用制度改革等。特别引人关注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教学方法改革，尽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毕竟在中国教育教学与国际接轨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这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由表层深入到内部的一种表现。还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推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备受世人关注，此次课程改革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社会背景下为进一步推动基础教育改革，为配合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而进行的教学内容深层次改革。总之，这些涉及学校教育的改革为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增添了鲜艳的色泽。
　　再次，教育宗旨的流变亦是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一条主线。因为教育宗旨和教育方针是一个国家教育行动纲领的总概括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行动指南，因此，整个20世纪中国教育界始终注重教育宗旨的改革与更新。1906年，清政府首次确立“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29年国民党“三大”提出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国民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建国后，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②次年，中共中央又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1993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正式提出新时期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③其后，又有多次调整与完善。
　　最后，教育体制改革是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教育体制改革包括教育行政制度改革学校管理体制改革、教育财政制度改革等内容，其中教育行政机构改革尤为关键。因为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组织和领导全国教育事业的核心机关，其职能的转变、内部机构的设置、人员的构成对一个时期各类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为此，在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史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最早设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清末于1905年设立的学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之改为教育部，1917年明确提出省一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为教育厅1927年10月—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在蔡元培的倡导下设立了大学院和大学区制，之后又恢复教育部，同时规定县级教育行政机构为教育局；新中国成立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也几经改革，1949年11月成立教育部，1952年为了进行院系调整又专门设立高教部，1958年将二部合并为教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教育部改为科教组，“三中全会之后恢复教育部。1985年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将教育部改为国家教育委员会，1998年将国家教委改为教育部。
　　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特征，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
　　一是外发性。近代的中国教育，是在西方文化教育的强大攻势下被动走上早期现代化道路的，而且起初的改革往往是简单移植西方的教育发展模式，并不是像西方那样，主要是靠内力推动自然产生的。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教育改革这种借鉴国外教育模式的倾向仍然十分明显，譬如建国初仍然以借鉴与模仿苏联的教育发展模式来建构新中国的教育体系。④到20世纪80年代，逐步发展为借鉴与创新结合、被动与主动兼顾的教育改革特征，即根据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对教育体制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革，使之更加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总之，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呈现出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外发性，也就是说，中国教育改革主要是援引外来的教育改革理论和教育发展模式，同时就改革的动力而言，早期是来自外部力量，起步于移植、模仿、参照国外的教育发展模式。
　　二是复杂性。由于社会性质与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改革的历史也呈现出复杂性，西方教育改革300年的内容全部浓缩在中国100年的历程里面。从改革的性质来看，既有早期封建传统教育向资本主义教育过渡的改革，又有后来由旧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过渡的改革，也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同阶段的教育改革。这与西方国家单纯从封建教育向资本主义教育过渡或资本主义不同时期的改革是不同的，呈现出比西方更为复杂的特点。从改革内容来看，也可体现出其复杂性。既有教育体制改革、学制改革，也有课程改革、教学改革；既有基础教育改革，也有高等教育改革。从改革过程来看，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也呈现出复杂性，如建国后高校管理体制改革，50年代初实行校长负责制，1958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85年又实行校长负责制，1990年实行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由此可略见中国教育改革的复杂性之一斑。
　　三是差异性。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在历史上就形成了东西不同、南北有别、城乡悬殊等多样性和差异性。反映在教育改革当中，也呈现出教育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不管什么时候改，也不管怎样改，基本上还是城市教育比乡村教育发达，东南沿海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比中西部地区要高，试验区的教育改革力度比一般地区要大，同时历史上文化教育基础较好的地区比其他地区要发展得好。这些差异性，是由客观环境与历史因素影响所导致的，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
　　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为当今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留下了诸多成功的经验，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第一，社会需求是推动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力。无论哪一次教育改革，无论什么样的教育改革，都是在社会需求的引发与推动下进行的。20世纪20年代是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由于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需要大批具备一定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的实业人才，因而掀起改革职业教育运动；由于各地军阀的扩军备战和装点门面，需要各类人才，因此掀起了军阀办教育的热潮；⑤为了真正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有用人才，于是掀起了教法改革与学制改革。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要发展经济，急需大批精通专门技术的专业人才，因此，模仿苏联改革高等教育，实行院系调整，将专业划分越来越细，以适应当时国家建设的客观需要。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各项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就需要各种具有现代化观念的人才，为了适应这种社会需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涉及各个层面的教育改革浪潮。由此可以看出，教育发展主要由社会需求来决定，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必然会促进该种教育的发展，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第二，相对宽松的政治与文化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教育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有相对宽松的政治与文化环境。譬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内战连年，中央政府无力对文化教育进行严格控制，因而客观上为文化教育改革留下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再加上当时的政府虽不懂教育，但尚能聘请懂教育的人来管教育（如蔡元培、袁希涛、蒋梦麟等教育家先后应邀出掌教育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专家内行依法治教的局面，客观上为教育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因而，各级学校也赢得了较多的自主办学权，尤其是高校实行自主招生，自主管理，自由研究，民主空气浓厚。这一时期的教育，总的来说，尽管外在的社会政治环境恶劣，但由于政府管理不多（不是政府不想管，而是此时无力管），民间社会又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空间相对比较大，教育显得生机蓬勃，欣欣向荣。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国民党政权在形式上一统全国，大力加强思想控制和教育统治，特别是后来日本全面侵华，教育才逐步转向衰落。而80年代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重要进展，主要得益于“三中”全会之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下，形成了比较宽松的文化教育环境。
　　第三，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初教育部革故鼎新，对前清教育宗旨、教材、学制、学校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新确立一套全新的资本主义教育新体制；学制改革中以学习欧美最新的教育理论为导向，以教育部为中心，团结一批有志改革的新派人士，组成改革团队，这一团队既包括政府工作人员，也包括民间改革志士，有章有法地推进改革，从而确保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教育改革当中，也是教育部在发挥着核心作用。教育部一成立就着手制定规划、召开会议、出台改革方案、选聘外籍专家，从而掀起了模仿苏联教育模式进行改革的高潮，尽管在现在看来，此次改革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但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教育部仍然功不可没。
　　第四，只有政府主导、民间参与、上下互动，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为只有政府官员对教育改革充满热情，并全身心投入到改革大潮当中，才可能做出科学的改革决策，进而将改革导向成功；只有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得民间积极参与，这样改革才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兴起的新教育运动，就是一场典型的由政府主导、民间参与、上下互动的教育改革运动，因而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中央的高度重视与科学决策，全国教育界上下的共同参与与积极努力，各级各类学校、各教育社团和教育媒体积极参与，一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其他各界关注教育的人们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因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第五，适当吸收与借鉴国外经验是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有效途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赶超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借鉴与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教育经验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缩短在盲目状态下进行自我探索的曲折路程，用较短的时间缩短本国教育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大都是在吸收与借鉴美欧教育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而加快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借鉴与参照了苏联的教育经验，使中国高等教育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发展，从而满足了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求；80年代的教育改革，在借鉴与学习欧美等发达国家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实际进行了全方位的教育改革，使得中国教育发展水平大大提高。当然，吸收与借鉴国外教育经验，并不是要全盘照搬和一味抄袭，而应当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在办学理念和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要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移植的关系，⑥做到吸收与创新相结合。
　　第六，正确的办学理念与制度设计是教育改革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民国时期中国大学何以能在不太理想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成效？个中原因当然不少，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正确的办学理念和制度设计。其核心的理念是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等，这些教育理念相应地体现为一系列制度设计。综观大学教育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三会制度”（评议会、校务会、教授会制度）、学生会制度、自主招生制度、破格取才制度、转系转学制度、公费留学制度、高薪养教制度等。“三会制度”，有助于保证大学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学生会制度，是学生民主自治管理的良好形式；自主招生制度，可确保大学生源的质量；破格取才制度，有利于大学录取奇才、偏才与怪才；转系转学制度，是培养过程中尊重学生兴趣与特长的体现；公费留学制度，旨在加强中国大学与国际名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高薪养教制度，是优化大学师资队伍结构的有益之举。这些办学理念与制度设计，从不同角度确保高等学校教育改革顺利开展并取得成效。
　　第七，教育改革欲取得成功需有必要的财政与法律保障。充足的教育投入，是确保教育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乏财政保障的教育改革，只能半途而废，决不会取得预期效果。教育投入不足，可能引发教育不公平、教育失衡等问题，严重则会使改革前功尽弃。就拿民国时期施行义务教育来说，为了保证此项改革顺利推进，一些省份如山西、广西广开教育经费筹措渠道，通过省财政拨款、县财政筹款、征收农村地亩税、征收交易税、动用庙产、设教育仓、个人捐献等多种办法，来解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问题，从而保证了义务教育施行顺利进行。同时，教育改革要想取得成功，还有赖于教育立法。因为只有系统规范的法律体系，才能进一步规范与约束人们的教育行为，从而保证教育改革顺利、有序地进行。因此，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始终注重教育立法，民初教育部从一开始就重视教育立法，通过法律指导教育改革，先后就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教育、捐资兴学、教育会议、教育团体、教科书等方面进行立法，从而保障教育改革顺利进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确保教育改革顺利开展，我国先后制定通过了《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
　　第八，注重发挥专家作用、制定可行方案是教育改革成功的有力保障。不管是哪个时期的教育改革，也不管是什么内容的教育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充分发挥专家智囊团作用，进而制定出可行的改革方案，引领教育改革走向成功。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阎锡山与雷沛鸿之所以能在山西与广西成功地进行国民教育改革，就是得益于其分别聚集了一批精通教育、热心教育的有识之士和教育专家，这些人为其制定合理的改革方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这两省成为民国时期地方教育改革成功的典型。因此，教育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注重发挥专家作用、制定可行方案。要发挥专家的作用，在教育管理和学校管理当中，管理者要讲民主作风，倡导学术自由，因为“对于大学来说，民主作风与学术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⑦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已经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得到证明。
　　第九，教育家的教育实验是教育改革成功不可缺少的前提。教育家是具有开创精神和精通教育理论的专家，能够担当起引领教育改革的重任，推动教育向前发展。教育家的教育实验具有崇高的目的和科学的规划，针对的是教育领域内亟需改革的问题，为教育改革找准突破口，可以为教育改革提供系统的理论，也可以为教育改革提供有效的途径和方法。综观中外教育改革史，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成功的教育改革都是在教育家过往实验的基础上得以推广而开展起来的。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教育家纷纷按照自己的设想和理论开展教育实验，从裴斯泰洛齐、蒙台梭利、赫尔巴特、福禄培尔、杜威到苏霍姆林斯基、赞可夫、皮亚杰、斯金纳等世界著名教育家，均通过教育实验来探索教育发展的科学规律，一次次推动教育向科学化和现代化变革，教育实验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制定教育方针和推行教育改革的依据。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改革，就是由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俞子夷、廖世承、陈鹤琴、晏阳初、梁漱溟、雷沛鸿、邰爽秋等教育家在教育实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高潮，加速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因此，要使教育改革取得实效，政府应该给予教育家的教育实验以足够的重视和支持。首先，应该给教育家提供更好的成长空间；其次，应该给教育家的教育实验提供更加充裕的支持；最后，正确认识教育家开展的教育实验，鼓励积极探索与创新，允许出现反复甚至失败。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教育实验朝着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进而有利于教育改革的成功进行。
　　三、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教训与启示
　　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从中也可汲取不少历史教训。
　　一是有的教育改革目的和任务不明确。因为明确的目的和任务能够为教育改革指明正确方向，可以避免教育改革走弯路或误入歧途。中国教育百年改革，有些改革不能说没有目的和任务，而是缺乏明确的目的和任务。譬如，20世纪初晚清的学制改革和选士制度改革，并非一开始就设计了明确的目的和任务，而是在社会各界的催促和压力下被动做出的应对。由于其目的性的缺失，导致改革只能简单模仿与照搬他国现成做法，而且改革后形成的制度带有明确的不足与缺憾。再如，20世纪20年代的某些教学改革，同样有这样的问题，事先缺乏周密的规划与部署，没有制定明确的目的和任务，只是在从欧美归国留学生的推动下一哄而起盲目效仿欧美国家进行教学方法改革，没有考虑是否可行或结果如何，而是将尚未成熟的正在试验阶段的西方教法拿来便用，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二是教育改革未能统筹兼顾。一个国家的教育改革，要想整体取得较好的效果，就必须实行全盘考虑、统筹规划，不能顾此失彼，导致发展失衡。纵观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史，有不少改革是：改表未改里，改城未改乡，改东未改西，只顾眼前利益而缺乏长远考虑，缺乏全国一盘棋的整体规划与统筹考虑。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教学方法改革，仅局限于沿海发达地区的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中西部地区及广大农村地区没有受到丝毫触动与影响，即使这些城市和地区进行教法改革也只是限定在几所较有代表性的学校，未涉及到所有学校。
　　三是教育改革只注重实用性而忽视全面性。以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日本做一比较，之所以日本教育改革力度大、速度快、成效显著，相比之下中国步履蹒跚且成效不大，除了教育政策不同之外，日本发展教育着眼于全面与长远，而中国则只顾眼前、只求实用，尤其是近代教育刚起步时，将重心放在了培养造船造炮等实用技术人才方面，而没有放在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上。后来尽管出现过短暂的以造就高素质人才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如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可以说达到了国际水平，但并未长期坚持。
　　四是教育改革有盲目照搬别国经验的倾向。1902-1904年的壬寅癸卯学制、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均是照搬日本学制改革经验的结果，明显打上了日本学制的烙印，因而存在着诸多弊端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现象；1951年的学制，又是参照苏联的学制而制定的。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大都存在盲目模仿与照搬美国教育改革经验的现象，缺乏消化、吸收与创新。尽管中国教育百年改革出现过种种失误，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回顾与反思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历程，可以总结出若干对今后教育改革有借鉴价值的启示。
　　第一，领导重视与政府行动是教育改革成功的有力保障。通过反思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我们不难发现，大凡成功的教育改革都是与领导重视分不开的。因为只有领导重视，才可能将民间的教育改革建议或主张变为决策方案；只有领导重视，才可能形成上下互动、官民齐动的教育改革运动；只有领导重视，才可能将教育改革理念转化为政府教育改革实践行为。在教育改革中领导重视和政府行动的作用，往往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拨付教育经费、开展教育督导等手段得以体现。可以说领导重视与政府行动是保证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要确保当今教育改革顺利推行，必须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要将发展教育事业作为第一要务去抓。只有如此，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才能顺利进行。
　　第二，深入调研本国教育现状，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开展教育实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广。教育改革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但不能照搬照抄、简单移植，而应当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国教育现状和了解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根据本国教育发展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参考与借鉴别国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并进行科学论证和创新思维，力求制定出适合本国发展实际的教育改革方案；并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若干有代表性的试验区进行改革试验，边试验边总结经验与教训，进而不断完善教育方案，最后再推广到全国，真正达到以点带面的改革效果。⑧
　　第三，科学决策是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教育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必须形成科学的决策。因为即使领导关注，政府重视，但如果缺乏科学的决策，同样不会取得良好的改革效果。可见，教育决策直接影响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和进程。而要想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就必须广泛征求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育专家的意见与建议。任何一项重大的教育决策与改革如果不经过广泛的教育咨询，特别是没有专门的教育咨询机构和专家的参与，而仅凭少数教育行政人员或个别领导者的决断，很容易会出现失误。因此，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实现教育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实施，就需要加强教育咨询在教育决策中的作用，为教育专家和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参与决策的平台。在进行教育改革之前，应当成立由专家组成的教育政策咨询委员会，吸收教育理论家、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学校领导、一线教师等参加咨询委员会，定期召开决策咨询会议，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第四，应广泛动员，全体参与，上下结合。教育改革是一项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并非仅靠某一部分人或某一群体能够单独完成的。往往需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争取官方重视，民间参与上下结合，齐心协力，朝着教育改革的目标共同行进，这样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譬如，普及义务教育，就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改革运动，既需要政府决策、投资、督导，又需要学校以及家长和学生的配合，家长及时送子女上学，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使全社会形成一张横向到边、纵向成网的立体教育改革网络。
　　第五，应加大教育投入，保证有充足的教育经费。教育经费是教育活动赖以开展的基本条件，没有教育经费或教育经费不足，就难以保证教育活动正常进行。教育改革是一项改变原有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的变革运动，往往耗时长、费钱多，因而必须加大教育投入，确保教育改革所需经费充足。历史上有不少教育改革正是由于经费不足而半途而废，未能取得预期的改革效果。当今世界各国人们已形成共识：教育关系国家的未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国际竞争力的保证。因而大部分国家制定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保证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不低于4%的下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达到6%，我国目前尚难达到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例6%的目标，但达到4%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⑨我们相信，只要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中国教育一定会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前景。
　　第六，应加大教育立法力度，确保教育改革顺利进行。教育立法，既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教育改革的本旨是革故鼎新，在“鼎新”的过程中往往要遇到旧体制受益者的强大阻力，还会出现教育秩序被搞乱等现象，这就需要制定颁布相应的法律来作保障以确保教育改革顺利进行。我国要全面推行教育改革，就必须健全与完善教育法制体系，不能让教育法律还有不能覆盖的教育改革领域。在加大中央教育立法力度的同时，还要加大地方教育立法力度。真正发挥地方教育立法对地方教育改革的保障作用。当然，立法固然重要，执法也不能忽视应当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真正通过立法与执法，来确保我国教育改革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有序的教育内部环境
　　第七，应注重教育家办学，真正实现学校去行政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让教育家办学，才能够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因为教育家是从学校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科权威，同时由于其长期在学校工作深知教育的内在规律，往往能够做到以人为本、以生为本，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应弱化和去除当前的学校教育行政化倾向，尤其是大学要让学术权威来引领学校朝着学术化的方向发展。当然，在此过程中，也要保持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合理平衡。学术参与行政，但不能代替行政；行政要为学术服务，但不能干涉学术，大学内部不仅要反对官本位的倾向，还要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加强现代大学内部的结构调整，使教授能够真正拥有参与学校学术事务的权力，学术权力成为主导，将是未来中国大学一项极为艰难而迫切的任务。今后的大学，能不能培养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决乎于此。改革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历史有过改革，现在正在改革，未来仍需改革。要切实深化今日中国教育改革，必须借鉴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笔者坚信，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未来的中国教育改革一定会取得新的突破，为现代化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周洪宇、申国昌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