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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质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来源: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日期:2008-05-17

  2008年5月17日-18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建院30周年庆暨“大学教育质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作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年度学术会议,由中心与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在庆祝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三十周年的同时也是庆祝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成立三十周年,因此格外隆重、热烈。
  本次会议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历史上规模最大、规格特别高的一次学术盛会。来自英、俄、日、美等9个国家以及中国两岸四地的400余位高等教育专家学者与记者编辑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不仅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先生、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北京师范大学钟秉林校长等学界顶级人士,还有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高教中心主任Ronald Barnett教授、东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金子元久教授、莱顿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Nico Verloop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斌贤教授、澳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单文经教授等著名的教育学院院长;同时还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多家学术刊物负责人等。海内外学界名流在厦门教育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的特殊时刻汇聚厦门,共同回溯高等教育学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趋势,同时就大学教育质量的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形成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一.大学教育质量与高校分类发展理论研究
  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永恒追求,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质量问题尤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大学质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仅第一分主题大学教育质量与高校分类发展理论研究就采纳国内外学者的学术论文70篇。其中,既有哲学层面的深刻反思,也有实践前沿的最新进展,研究成果丰硕。
  英国伦敦大学高教中心主任Ronald  Barnett教授作了题为《转型时代的质量》的主题发言,他提出的以质量增强(quality enhancement )替代质量保障的学术观点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Barnett教授认为,当今世界的高等教育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质量保障体系以适应这个转变。但质量保障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它过于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过去,将人们限制在习惯性的优劣划分上,无法适应迅速变动的高等教育未来。而质量增强关注无限发展的未来,具有引导教师对课程的目标进行批判性地审视,促使教师个体更多地关注他们的教学,促进研究和教学相融合等方面的优点,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但质量增强也存在实践上的困扰:过于复杂,其开放性和无止境的激进特性对政府机构,大学,课程团队和教师,甚至对学生个人都意味着更大的挑战。
  东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金子元久教授对高等教育质量理论进行了解析。他指出,全球化、国际竞争、提高效率、加强控制等因素改变了传统基于教学自由的洪堡大学理念。高等教育的质量发展,需要强调过程、产出和控制/评价等要素。学习是大学教育的目标与学生的学习动机或准备性两方面驱动力相作用的结果。传统以学科知识为主的专业训练模式需要转变为核心能力主导的模式。要实现全程的质量控制,必须综合运用巩固,激励和竞争,组织授权等评价战略。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胡建华教授就高等教育质量内部管理与外部监控的关系作了主题发言,他认为,保证高等教育质量,需要构建一个包括高校内部管理与社会外部监控在内的质量保证体系,并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确立高校内部的质量管理制度的基础地位,综合运用外部监控手段,促使其在保证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方面正常发挥作用。
  香港中文大学钟宇平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大学对教育的贡献》。他指出,在全球化和知识社会时代,随着人力资本开发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位于教育金字塔顶端的大学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更加重要。他从二战以后美国历次教育改革的重要文件中研究发现,大学对教育的贡献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内生性发展,也可以教育系统的内生性发展。
  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史秋衡教授对高等教育评价哲学进行了反思,从高等教育评价的可能论、主体论、多元论等几个侧面来探究高等教育评价的本质。他认为,大学内部评价是经典大学理念与现代大学经营管理方式的有机结合,是高等教育评价的基础。大学的外部评价是高等教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的重要依据。高等教育评价发展的未来趋势应该是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以高校的自我评价为基础以第三者评价为核心的多元化评价。
  日本高等教育研究会会长、比治山大学高教中心主任有本章教授从知识的视角,以日本为案例来研究质量保障的方法,报告深入分析了知识的功能,知识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关系,学习中心建设,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知识多样化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新的大学模式的重要观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院长毛亚庆教授从知识的视角解读高等教育质量,他认为随着知识概念的扩展、知识特性的变化、知识生产模式的转换、知识传播与分配方式的变革都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应从知识生产的视角进行重新的解读与建构,需要树立高等教育新的知识质量观。
  除了关于质量基本理论的探讨,本次会议也收到了近20篇关于高校分类发展和评估方面的研究论文,从各个方面解读了当前我国院校分类的发展现状,分类政策和面临的问题,并就如何借鉴国外经验,解决我国现阶段的评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研究课题的现实性激发了参会代表的激烈争论和思考,充分实现了交流、碰撞的初衷。
  二.中外各类高校教育质量分析案例研究
  理论研究要密切结合实践发展,作为大学质量这样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研究命题,更需要时刻关注高教实践发展的脉搏。本次会议在对基本理论深入探讨的同时,在关注教育实践发展方面也收获颇丰。来自国内外上百个高教机构的代表分别就本国或本校的质量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论文涉及到了英国、俄罗斯、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印度、韩国、芬兰、纳米比亚等国的高教质量发展以及战略变革,同时,还有关于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质量保障新做法的介绍。国内方面,与会者广泛探讨了各类院校的规模、结构、体制等方面与质量的关系,题材多样,囊括了我国各类高教机构的质量发展问题,不仅有研究生教育层次的质量调查分析报告,还有深入到某个专业内部的质量调查分析。
  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的著名学者Nyna Fedorovna Talyzina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俄罗斯学术界几十年来在完善布鲁姆目标分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教学活动理论”,并就高等学校课程的各个环节如何应用教学活动理论改善教育质量作了生动的介绍。荷兰莱顿大学教育学院院长Nico Verloop教授就荷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作了专题报告,介绍了当前荷兰高教质量保障的组织NVAO的使命、活动内容、评估程序等。他认为,NVAO修改后的认证框架积极作用明显,但也存在官僚主义的问题。 挪威奥斯陆大学的Arild Tjeldvoll教授介绍了芬兰高等教育应对全球化的情况,深入分析了芬兰当前高教改革的背景、动因、进程,并从组织内涵上研究当前芬兰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和芬兰大学的改革前景。来自台湾淡江大学的杨莹教授介绍了台湾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特别就台湾高等教育评鉴制度的建构与沿革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并分析了台湾目前实施的大学系所评鉴制度。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阎凤桥教授就他对全球和知识经济背景下印度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研究向与会者作了汇报,他认为,在公共财政约束和高等教育系统总体质量较低的情况下,印度发展了高水平的高等专业教育,例如理工学院。印度的发展经验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高质量和具有创新性的高等教育对于新经济具有特别重要的促进作用。
  谢作栩介绍了他领导的课题组关于我国研究性大学师生对博士质量要素的调查研究结果,他的研究发现,博士生、博士生导师、研究生教育负责人以及毕业博士四者均认同“科研创新能力”、“基础和专业知识水平”为博士质量的要素,但在认同“学位论文质量”、“相关学科知识水平”为博士质量要素上,存在差异。
此外,来自瑞典、美国、新加坡、纳米比亚以及中国两岸四地的其他许多学者也就本地区或本校的质量保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与会者了解到各国质量战略的新动态。
  本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内各类高教机构的质量案例资料非常丰富,不仅有关于新建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质量案例分析,还涉及到研究生教育层次例如硕士培养制度转型、博士教育质量等问题。还有对教师的生存状态、对学校教学及生活设施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形成的分析报告,甚至还有不少学科教学创新的专题研究,诸如 “材料成型专业大学生多样性创新教学与实践研究案例分析”等,这些来自我国高等教育基层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会议关于大学质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质量分析与展望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源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建院三十周年之际,回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历程,反思当前高教学科研究的问题,同时展望高教研究的发展趋势,对纪念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三十周年华诞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是作为本次会议分主题之一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质量分析与展望的目的所在。
  正如潘懋元教授在《三十年回顾与感悟》的报告中对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三十年发展历程所总结的那样,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也经历了从学科初创到规模壮大、水平提高的发展过程。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非常活跃的二级学科,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基本上是本土发展起来的,其学术研究的规范和水平都亟待提高。潘懋元教授提出说“厦大教育研究院第四个阶段的主要战略任务应当是进一步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国际化。”对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而言同样适用。与国际学术同行进行交流、对话、合作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目的之一。
  作为行业中人,与会的众多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之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南京大学高教所龚放教授对“而立之年”的高教研究进行了反思与追问。他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者要有足够的责任、使命和胆识,关注社会发展的现实,勇于创新。针对目前高教学界还存在的学科与领域之争、问题和构建理论框架之争,他指出,高教研究的目的在于影响教育决策,指导教育和教育管理的改革,为一线的教师和学生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管理者提供新视野、新思维和新见解。
  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进行了学理化反思,鲍嵘博士提出中国高教政策研究的两种可能范式,即高等教育政策的“知识考古学”范式与“过程研究”范式。张欣提出高教研究的三维视界,即“人造物”的研究范式、“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式。何雪莲博士指出了我国高教研究中的“底层代言”现象。另外,还有学者提出用女性主义视角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的必要性。
除了理论反思之外,本次会议的另一亮点在于多篇关于我国高教研究的实证分析的论文。例如,别敦荣教授通过对我国高教研究的重要学术期刊《高等教育研究》所载论文的分析,研究了近10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走向。韩映雄副教授主持的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则通过对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所转载论文的分析,研究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分布与嬗变,高等教育研究中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关系,三十年来高教研究方法的演变以及三十年来研究者与研究机构的分析等多个方面,这些论文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有大量的数据支持,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高教研究三十年的发展历程。
  除了对以上三个分主题进行探讨之外,本次会议还有不少其他关于中国高教的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如: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结构与体系的变革的探讨,首都高等教育质量调查报告,通识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从历史方面进行的研究:抗战时期昆明西南联大和长汀厦门大学的比较研究,私立时期厦门大学教育学科的研究,我国传统大学课程观的研究,中国女性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变迁等。还有对学术制度的研究如:论中国学术伦理的传统缺失及现实建构,学术职业流动的特征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
  总之,在短短两天内,近70位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大会报告与专题报告,使与会者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内涵得到了更深层次的理解,重新认识外部保障与内部管理的关系,同时也了解到世界上如日本、俄国、英国、芬兰等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新动态。在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三十周年之际,本次会议也对我国高教研究的进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理论的反思,为未来研究的规范和深入提供了理论支持,是一场非常成功圆满的学术盛会。(冯 典 史秋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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