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德国高等教育向人们展示的不仅是其创新的显力，还有绵延不绝的创新潜力。而这与其对创新力的独特理念、动力网络与制度保障息息相关。
　　德国国家创新体系主要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技术）中介组织等构成。大学作为德国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国家创新系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其自身的创新力也在与其他创新主体的互动、交流与合作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
　　构建大学创新力的动力网络
　　政府是德国大学发展的资源供给者，在学术体系建立和大学创新力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德国大学属于国家建立的公共部门，历来在资源上依赖于政府的供给。除了承担资源供给者的角色外，联邦政府在大学创新，尤其是科研创新力发展方面，还扮演着促进大学与企业及其他科研机构间合作的协调者角色。
　　此外，德国政府还通过在自由与监管之间寻求平衡的方式，激发大学教学、科研和服务创新力的发展，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在科研方面，德国奉行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相结合的科研体制，政府资金一般只用于基础研究和进入市场竞争之前的应用基础研究，重点关注生物科学、生命科学、医学、环境和交通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尖端技术项目的研发。
　　同时，大学与产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是极具德国特色的产学结合机制。德国政府是这一机制形成的外部推动因素，产业界对新技术的刚性需求以及德国大学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定位则是其内部动力。
　　德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应用型科技研究同样也不是盲目开展的，而是从一开始便十分重视科研成果向产业界的转让与转化，为产业界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提供技术服务，很多应用开发研究课题则直接来自产业界的委托。大学与产业界的这种合作不仅使其在科技和社会技术服务创新力上获得长足发展，也为大学提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为德国的科技创新储备了大量的人才。
　　两大制度保障大学创新力
　　在动力网络之下，德国大学创新能力得以提高的另一原因便是完善的制度设定。
　　其一是严格的教师评聘晋升制度。在德国，博士学位是获得教授资格的最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之上，被认为有学术前途的毕业生被聘为学术助理等初级学术人员，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辅助工作。工作9年后，他们需完成一篇教授资格论文，并完成至少3个与专业方向相关的专题报告。答辩委员会对论文和报告进行讨论评议。通过者便可获得教授的任职资格，即W1位置的教授。这是他们具备进行独立教学和研究能力的证明。
　　W1位置教授继续工作6年后，可凭借科研成果和教学成绩申请W2的职位。在获得职位任命之前，他们作为“编外教师”，通常在W2和W3职位教授领导下的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这种制度性的保障不仅给了年轻学者创造的动力，也激发了他们创新的潜力。
　　其二是有效的学术自由保障机制。学术自由是师生开展创新性科学探究活动的重要前提。弥漫于大学内部的宽松、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历来是德国大学的一大特色。德国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建制给予了教授较高的自由和学术权利，是推动德国大学实现教学和研究创新发展的关键。
　　研究所是德国大学的最基层学术组织。德国大学的教授是终身职位，他们是研究所的负责人，也是讲座持有者，在课程设置、考试安排、教师聘用和科学研究工作等方面有绝对的控制力，并有权参与大学行政事务的管理。这种半自治的运行模式不仅有效地保护了教授和学生的学术自由，而且也为大学创新力的孕育与生长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
　　独特理念支撑创新力
　　德国大学的创新力与其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累而来的学术自由观念是分不开的。自由的学术环境还是激发研究者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
　　学术自由是指齐集于大学的学术共同体成员所享有的自由，它指向教学、学习、研究等个人学术活动中享有的自主权利。教师和学生作为大学学术共同体的主要成员，享有各自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使得大学教师得以在其职业范围内，按照他所认为好的方式，将他所认为正确的内容教给学生，而无须受外部因素的干涉。研究自由意味着教师（包括学生）能够按照个人意志创造新的知识。学习自由则意味着学习者根据自己的观点选择课程、教师和学习方式的权利。这些意义层面上的学术自由既是指导德国大学学术实践的核心理念，同时也在其日常制度安排中得到了落实和保障。
　　除此之外，从发展的历史来看，德国大学天生对国家有着某种依赖，并受到国家不同程度的控制。创新是一国得以持续并高质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学则是一国创新发展，尤其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核心基地，它还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公民的重要使命。德国大学对国家的依赖以及大学在国家创新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大学积极寻求创新发展的义务感。作为一种推动力，这种义务感驱使德国大学不断尽可能地寻求创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