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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须加强“顶层设计”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2年02月29日 作者:叶铁桥

    中国大陆教育坚定的批评者和建言者丘成桐先生曾对笔者评价:中国现在的教育就像从大锅里盛出一点饭,比较平均地分给所有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要从这里面培养出一小群适合做领导、做创新性工作的人来。”
  确实,近2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由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由1990年的3.45%增长至2010年的26.5%。
  与10年前人人艳羡的上大学相比,现在上大学已不再是遥不可及,关键是上什么大学。同时,随着时易世变,近几年来,此前一些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源危机”竟然悄悄浮现。
  这种危机当然与生源减少和招生规模增长有关。以山东省为例,2008年该省高考报名人数为78.1万人,此后持续下降到2011年的58.7万人,但该省的招生计划却在逐年增加,由2008年的43.7万人增长至2011年的48.4万人,考录比例已接近对等。
  真的是中国高校多了,考生数量入不敷出了吗?如果对照国外,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从绝对数量上看,中国的高校不算多,如美国目前有4000多所高校,平均7万人就拥有一所高校,但中国只有2000多所高校,平均43万人才拥有一所。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看,美国为82%,高出中国数倍。
  中国高等教育目前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质量不尽如人意,尚无法提供足够优质的教育服务,难以满足民众和社会对优质教育的期望,导致民众“用脚投票”,要么干脆放弃高考,要么选择外出留学,且留学人数连创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留学的并非差生,反而大部分都是优质生源。在2011年,北京4名高考状元全部选择香港高校,这一年,香港大学录取的17名状元中,包括11名省级状元和6名市级状元。
  中国高等教育为何质量不如人意?作为长期研究高校分类与定位方面的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员、湖南大学办公室主任陈厚丰在其新作《高等教育分类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框架研究》中,给出了明白浅显而又令人信服的答案:“我国高等学校里普遍存在着类型不清、定位不明、目标雷同、特色迷失、盲目追求‘大而全’和提升办学层次的‘升格热’,致使作为主要担负精英教育职责的重点大学大办成人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网络教育,而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主力的高职、高专却又一相情愿地追求学校升格。”
  确实,那场举世瞩目的高等教育扩招热潮中,中国高等教育逐步丧失了原有的特色、优势,还导致名牌大学庸俗化、重点大学一般化,高校“千校一面”、课程体系“千篇一律”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陈厚丰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所出现的问题,板子不应该光打在高校身上,主要原因在外部,这是由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资源配置规则及其政策导向导致的。如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至今没有完全落实、以规模和层次为标准的拨款方式导致高校盲目追求“大而全”和层次升格等。
  然而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代残留下来的高校分类方式,使得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合理评价付之阙如,从而导致政策“一刀切”,使高等教育陷入“失序”状态中,既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又隔断了历史的脉络。
  所以丘成桐感叹,在美国那样一个重商的国家,却为一批热爱科研的年轻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也使得美国计算机、生命科学等诸多产业都能出现世界级成果。相反,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却鲜见世界第一流的科研成果。
  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当然得益于其体系完备、布局均衡、分工合作、整体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美国高校的精英教育一直占据着世界领先的位置,既有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闻名全球的名校,也有吸纳了近一半美国在校大学生的2000多所社区大学。公立、私立大学并驾齐驱,各所高校特色鲜明而迥异,大家各有所重、公平竞争,呈现出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总结出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境界,这让美国有能力提供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
  在陈厚丰看来,高等教育总体规模越大,高校总数越多,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程度就越高,人们认识、了解和管理高等教育系统的难度也越大,必须加强以教育规划、高校分类体系等为主要内容的“顶层设计”,促使各种类型的高校分工与协作。他认为,要改变中国高校贪大求洋和层次升格的冲动,只有合理分类并构建高校分类发展的制度体系,才能有效地引导高等教育更加健康、协调和持续的发展。因为只有分类,才能充分尊重各类高校的个性和特色,从而消除“一刀切”的管理冲动。
  在陈厚丰看来,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随着高等教育层次和类型的不断分化,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迫切需要通过分类来引导高校分流,从而重建高等教育的新秩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把“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写进了规划纲要中,陈厚丰教授的这本书恰好为大学如何分类提供了理论逻辑和制度框架。正如中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所说:“作者运用科学技术发展与学科分化理论、社会分工理论、个性差异理论等有关理论,还兼采中外学者的分类理论与分类方案之所长,形成了系统的理论逻辑和全面的分类框架。”
  “道不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确实,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最迫切的工作之一,就是要通过对高校分类管理,充分尊重各类高校的特点和特色,才有利于改变当前高等教育的无序竞争状态,营造共同欣荣的高等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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