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轮动的典型特征
　　（一）同步与相继性：各种软、硬实力社会高端中心总是联袂又相继涨落
　　历史上，当意、英、法、德、美5国高等教育各自进入引领世界的高端阶段时，它们本国的教育、哲学、艺术等软实力因素也几乎同时进入到了高峰状态，并且比硬实力因素中的技术、科学和经济高端中心平均提早50年左右。当这些社会高端中心开始衰退时，一般也首先是软实力因素先行退潮，而后是硬实力因素相继淡出全球霸坛（见表2）。可见，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先导和基础，硬实力是软实力经过量的积累而质变升华的成果。软、硬实力内部各因素具有同步兴衰性，而软、硬实力二者整体之间又存在相继涨落的特点，保持软实力先行，硬实力随后。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教育优先发展是任何一个大国向强国迈进时都不可逾越的门槛，尤其高等教育，它是国家高级人力和科技创新的源泉。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不懈探索，1996年正式施行“科教兴国”战略，高等教育摆脱了纯文教身份，开始服务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地首次出现分属不同管理部门的科技、人力、教育“三大纲要”，即《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同步实施的宏大战略。三者互相支撑、互为动力，互为科技强国政策环境之表里，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支点。高等教育作为软实力优先发展的战略框架已经基本具备，向质量、效益纵深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课题。
　　（二）轮动升级性：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在更迭中步步走高
　　1．高等教育内在品质的升级。高等教育高端中心每一次轮动，它的发展水平都较前一次有一个质的新飞跃。
　　第一，职能多元化、社会化。大学从传统单一的“教学”职能发展到德国洪堡的“教学、科研”复合职能，再到美国威斯康星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多元职能。高等教育每一次向高端跨越，它的社会化程度都进一步加深，高等教育一步步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大学用知识把人类与社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识经济需求将成为决定大学职能发展的根本动力。目前，我们还无法预测和描述高等教育未来的职能状态，但是它发展的脚步，提升服务人类的质量不会停止。
　　第二，举办者多元化、公共化。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古希腊的私人办学，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府开始投入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举办者逐步丰富起来。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的举办者经历了私人举办为主（营利性）——政府举办为主（非营利性）——私人、政府、公共捐助举办并重（营利和非营利）的发展历程。高等教育在历史长河中渐渐从满足个人需求发展成为社会公共事业，成为个人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必需品，成为政府为保证国家核心竞争力而乐于提供给公民的社会福利。
　　第三，大学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因素综合化、开放化。学生选择大学和大学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从学徒制时代的“教师”一元中心（以古希腊高等教育为代表），发展到后来的“教师”、“专业”为主的二元中心（以近现代意、英、法、德为代表），到现在已进入到了“专业”、“教师”、“区位”、“成本”、“大学声望”等多因素综合教育时代。这些因素已经不局限于大学校园之内，而涉及大学之外的大学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学生身心、技能发展的开放性影响及教化作用。这一点已经引起了作为教育产品消费者的学生和家长们的广泛关注。他们选择高校的标准已经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国内许多大学近期的校区布局、专业、课程、培养方案等方面的改革调整，体现了消费主体的市场需求对大学改革潜移默化的驱动作用。大学从单一“职业培训”的育人目标发展到“职业培训与科学研究”并重，又提升到现在的培养多层次、复合型、有终身学习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高等教育的内在品质不断提升。
　　2．高等教育外在社会价值的升级。截至目前，世界历史上共发生过三次工业技术革命，分别首先发生在英、德、美3国，且恰恰发生在这些国家高等教育达到高端巅峰状态时期（见图1），这不是偶然的作为。很显然，是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对科技革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支持作用。

　　结合上文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个重要结论：第一，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的国家将有更多机会成为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源地；第二，在一个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一国之内完全有可能发生多次工业技术革命；第三，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时代，新技术革命完全可能同时在多国发生，从单发源地转向多发源地，人类将走向国家集群技术革命时代；第四，老牌高等教育强国更有机会重登世界高等教育领军宝座，它们开展科技革命的成功机率仍然高于后发国家。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概括的：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国家实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发表教育改革政策演讲时也做出了相同的判断：未来属于那些能够为其公民提供最好教育的国家。
　　（三）复合推动力：新老高等教育高端中心比拼的基础国力
　　1．政府组织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驱动力。政府有组织地管理科技发展的最典型国家是美国。“一战”前后，美国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包括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是截然不同的。“一战”前，美国政府并没有明确的科技组织意识，“一战”交战国是美国科技管理发展的导师，交战国之间的军事科技较量使美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有组织举办科学事业”的重大责任，从此，美国牢牢抓住了智能强国的“金钥匙”。
　　具体管理理念包括：第一，政府要成为科学的主人；第二，科学不能是无组织的；第三，科学需要持续而足量的国家投入，“无论战时还是非战时都不能让科学依赖于旧有的基金或偶尔的施舍”。“一战”后，美国科技政策和管理优势在国际比较中独占鳌头，令英、法、德等国望尘莫及。正是科技因素支持美国赢得了“二战”的胜利。“二战”后美国政府不改初衷，根据范内瓦?布什的建议和构想批准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高级研究规划署（ARPA）等科研机构，保证了美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长期领先地位；《国防教育法》、《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等纲领性文件保证了美国科教强国的战略质量。其他国家成为世界强国也不是空穴来风，扎实的政府组织力不容忽视，英国国王对高等教育特别重视，许多大学校长都由王子或皇族直接兼任；法国路易十五和拿破仑都直接参与过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高等专科学校；德国洪堡得到了国王支持并且以教育部名义展开了高等教育大改革。综上所述，政府是世界近现代高等教育高端发展国家通常所必需的根本动力，即使在今天多元驱动高等教育发展时代，政府组织力仍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2．政策组合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可持续发展动力。高等教育高端中心通常与多种社会中心在一国之内相继形成并同步转移，这表明：在和平环境下，所有向强国跃升的国家都必须依靠和保持本国政策组合在国际比较中占据组合力量的绝对优势，这是各国实现高效、高速强国的最佳、最优方略，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日本、瑞典、芬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它们虽然没有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顶级中心，但它们依托政策组合力的优势托起了强国梦。可见，要形成强大的政策组合力，首先需要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和谐而有自主特征的政策群体系，然后再面向国际，探讨高等教育政策群如何组合发力、组合加速，可持续地赶超先进。美国的《莫雷尔法案》、日本的“学士力”改革、瑞典和芬兰的高教创新改革等，它们无不是社会综合部门集体参与政策组合的经典案例。如果单靠一两个政策或一两个部门就期望实现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这是不切实际的。因而，抛开国家整体战略，离开群策群立而片面强调局部政策，则国无可持续跃升之力，高等教育也不可能一枝独秀地领军世界。
　　3．超理性变革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爆发力。任何国家的政策组合优势都不是永恒的，原因首先在于先发国家易患“无意识保守综合症”。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存在着保守期与激进期交替循环、螺旋上升的特点，这种特点尤其在大学中表现突出，新建大学思维活跃而不落陈规，过一段时间形成定势以后，就会流于惯性保守。历史上英、法、德等国高等教育先进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有过这种发展“病史”。英国1826年创建伦敦大学时，改变了牛津、剑桥大学的传统课程结构，阿什比认为：“伦敦大学的建立，标志着科学革命最终开始进入英国高等教育之中。”但是到1870年代，伦敦大学在服务于地方工商业发展所需的专门高技术人才培养方面也缺乏优势了，于是城市大学在英国异军突起。同样，德国从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到柏林大学也践行着“楼梯式”革新进步的趋势特征。所以，高等教育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革新的胆识和魄力，缺乏超理性意志难于创新。
　　第二，后发国家顺应知识经济发展大势时，会产生超理性变革力，这种力量超常规、跨度大，有前瞻性和偶发性，后发潜力大。德、英、法、美、日等国都曾在超理性变革阵痛之后带来了巨大成功，并引发了一次次技术革命。这里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超理性变革并不是无理性、脱离现实的盲动蛮干，而是以理性和现实为基础，经过科学筹划，更多关注未来远大战略目标，鼓足勇气，坚定信念，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克服困难可以实现的战略改革。历史上德国的科教强国改革、美国的赠地学院运动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都是具有超理性的国家意志，克服重重困难才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也同样具有超理性变革的性质，但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还需期待更多甚至是更超乎想象的组合式变革。
　　（四）周期渐短性：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轮动节奏加快
　　1．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更迭节奏总体加快。从较长时期看，世界高等教育三大高端发展区域各自保持中心区地位的时间越来越短，轮动节奏也越来越快。希腊化高等教育从酝酿到转移经历了2100多年，欧洲化高等教育从酝酿到转移持续了900年左右，美国化高等教育到目前刚刚走过100多年，它的高端势头还在持续中。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持续的时间渐趋缩短，轮动节奏渐趋加快。
　　2．国情不同则保持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地位的时间长短也不同。由于国家体制特性、文化习俗、政策效益等个别因素的差异，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国家保持领军地位的周期长短不尽相同，总体节奏加快，个别国家又存在特殊性。比如意、英、法、德、美5国保持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地位的时间分别约为310年、150年、60年、80年、100年。美国强烈的国家危机意识和自身修正力令人赞叹，从美国教育部报告便可对这种精神略见一二：“我们现在还享有许多世界顶级大学，但其他许多国家已紧贴我们身后，并且他们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和先进度都超过了我们。更糟糕的是：他们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在财富积累取决于教育的时刻超过了我们。”面对世界各国持续的发展挑战，尽管美国积极的自我革新力可以延迟它的世界高等教育“领袖”地位的持续时间，但它终将被取代的宿命是无法改变的，最终它会在“顽强而奋力拼搏”中被后发国家一点点地解构掉，这也必然是未来所有高等教育“领袖”国行至终结的路径。（作者吴岩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刘祖良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