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大学的学科建设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通过十几年的建设，一方面各大学的学科门类不断齐全化，其潜在的综合性的效应也有所显现；另一方面，由此而引发的新问题，也在影响着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最近，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有“魔芋大王”之称的何家庆教授申请提前退休一事，表面上看是大学的过度行政化引起的，但从深层上说，其实是学科建设过程中，学科发展与人（学者）之间的矛盾的反映。
　　学科是大学的细胞，学科建设是大学的基础工程。国内大学把学科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怎样建设才不至于偏离学科建设的初衷？以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为例，单纯地看，学院领导决定以生态学为发展重点，显然为了紧跟生物专业发展的新潮流。但正像何教授所说，安徽是个农业大省，是否需要这么急切地、不顾实际地紧跟？这个问题牵涉到地方重点院校学科建设的定位，暂且按下不表。关键是，生命科学学院有何家庆教授这样全国知名的学者，有现成的植物学的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为什么连一个植物学专业硕士点的申请也得不到批准和支持？
　　如果仅仅是把人（学者）与学科建设对立起来，倒不成问题。因为这很容易被发现，也很容易得到纠正。现在国内大学学科建设的现状是，建设过程往往伴随着“以人为本”的口号，学科带头人的价值也得到部分地体现，加之日趋激烈的校际之间的高级人才争夺战，从某种程度掩饰了学科建设的基本原则上的偏差。
　　学科与人（学者）的关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大学的学科总是依从学者而产生的，因人而设学科也就非常自然。但当下中国的大学往往瞄准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希望有所借鉴、有所启发，以便迎头赶上。而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的学科早已比较成熟，布局也相对合理，它们一般是以学科为主，以学科来招揽学者。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学科大于人（学者）”的假象。当我们引进学科模式，并且自上而下地推行时，如果不加以消化和理解，这一假象的负面作用便会凸显出来。忽视中外学科建设的时间差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众所周知，现今大学管理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或者说政绩的体现就是申请博士点和硕士点。现有的量化评价标准也强化了这一认知。点越多，大学的水平就越高几乎成了大学管理者的共识，谁也不敢等闲视之。即便点的申请过程受到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左右，甚至充满了戏剧性，为了量的提升，大学也都在所不惜。正因为点变得重要，形式自然变得重于内容。一个点拿下来后，大功告成的同时，学者的重要性也随之减弱，而非学者、准学者对学科点的渗透，也使真正的学者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在这一过程中，学科的形式成了重中之重，学者成了学科的工具。而控制学科建设的行政部门，也都以自身的认识和喜好来决定学科发展的方向。类似安徽大学何家庆教授有关设立植物学专业硕士点的申请迟迟得不到批准也就成为必然。
　　将不同时间段的操作方式混为一谈，从根本上看，是计划模式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虽然近几年学科设立的计划性在松动，大学学科建设上的自主权有所增加，但计划性思维仍存在于大学内部。现今大学出现的追求大而全和学科的整齐划一，都与这种思维有关。像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重点发展生态学的方式，在大学中之所以相当普遍，是因为计划性思维为学科规划和设点立项提供了充分的、仿佛是无可辩驳的理由。
　　有时候，一个共识性的追索是最容易让人失去方向感的，特别是现今的学科建设又适逢整个中国社会大规模的制度创新之时。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定性是受其学术性制约的，学科建设的动力源自于学者。任何学术以外的学科建设诉求都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必然将人（学者）排斥在学科之外。通过学科建设提升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养的初衷也就无从实现。
　　作为后建立的现代化国家的大学，向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借鉴先进经验和方法，走适度跨越的路并不为过，但仅仅学习外在的形式，而忽视内涵的理念，并且不根据中国的实际作出有效的调整，大学的学科建设要落实以人为本的口号，那真是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