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教发展的现实表明，许多高校在扩招的过程中，是秉持形式化、数字化的发展思路，企望通过跨越方式，实现高校建设的快速进步。而在这种追求形式化发展的思路中，最能反映发展水平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指标和数字。所以，一些高校在近乎狂热地追求形式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对数字的崇拜现象，使深刻复杂的高教活动，变成了简单化的数字追求活动。
　　这种数字崇拜现象的基本内容，是将高校中的所有活动，都用数字的方式来表示。用数字来显示高校的奋斗目标，用数字来表示高校的发展成果，用数字来评价高校中几乎所有活动的水平。
　　其中最能够反映这种数字崇拜特征的，就是有些高校近年来的发展规划和年终总结，因为在这些文件中，数字化的标准几乎覆盖了高校活动的所有方面。在规划中，一般是要追求多少数字性的目标：多少院士、多少全国重点学科及一级学科、多少博士点和硕士点、多少国家级课题和省级课题、多少国家和省级奖等。而在年终总结中，则是实现了多少数字性的目标。与此同时，各部门的总结和评价，各单位的实力和基础，也是以各方面的数字为依据的。在高教界，人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数字崇拜的时代，各高校的宣传和介绍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各方面的数字，尤其是高校的全国排名及各学科排名，更是成为人们注目的重点。而且不仅宣传者习惯于用数字说话，就是局外人也受其感染，习惯于以各种数字为依据，对高校的品质进行判断和评价。
　　高校数字崇拜现象中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对高校中的教师和学生的素质和品质也进行数字化的换算。
　　对教师的数字化换算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教师的工作量、工作态度、工作能力以及学术影响、学术成果、学术职称，甚至他们在学校中的地位和权利都进行了数字化的概括，并被分门别类地放置于不同的档次中。二是教师的学术职称评定标准被确定为不同内容的数字化标准，比如：几篇核心期刊论文、几本学术著作、几项何种级别课题等。教师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晋升相应的职称，而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能申报相应的职称。在这种标准下，决定教师职称的是一组组僵硬的数字，而不是教师的教育信念、境界、精神及教师真实的学术水平。这种标准使教师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为正高职称获得前），将为这些数字而奋斗。而这种长期主导教师行为的工具性思维和价值观念，会使教师们在无形中将这种意识转化成自己的人格，从根本上降低教育活动的文化品位。三是教师工作的内容及标准也被完全数字化，比如，教学工作量是多少，科研工作量是多少，辅导学生的工作量是多少等。教师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被引导为满足一系列数字要求的“追数”活动。在这种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教师们只要达到了这些数字性要求，就算完成了任务，否则，就不能算完成任务。而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各种围绕数字的造假活动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在学生工作方面，数字化崇拜更是表现出特别的魔力。不仅学分数、考试分数等数字性目标贯穿了学生学习的全过程，而且在学校的层面上，学生工作状态也被一系列的数字所代替。许多高校显示的在学生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不是学生信念、人格、智慧、情感、道德、能力等素质的成长和成熟状态，而是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活动获奖的数量和等级。人们几乎都确信学生获得的奖项越多，获奖的等级越高，就表明学生工作的成绩越大；而对于学生而言非常重要的道德品质水平、心理健康水平、人生态度水平、适宜社会水平及创造力水平等内容，都被数字化的追求完全或部分地遮蔽了。
　　在这种对数字化成果的追求中，高校变得功利、肤浅和庸俗，热衷于与其他高校攀比和竞争，比排名、比院士数、比重点学科数、比博士和硕士点数、比“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数等，并利用各种形式与其他高校进行竞争。一所普通高校如果某项数据超过了重点高校，常常会令全校上下兴奋不已，奔走相告。这种热衷于比较的现象在校内也比较盛行，学院与学院之间比，系与系之间比，教研室与教研室之间比。当然，教师之间也无疑要进行相互比较，比奖励、比论文、比著作、比课题数等。
　　然而，在这种全方位的比较中，却很少有人想到要与其他高校比虽然标准模糊、但却是体现大学品质最根本的学风、教风和校风，比是否秉持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比对教师和学生尊重、爱护、关心的水平，比教师心情舒畅、对管理工作满意的指数和程度，比在弘扬文化良知和抵制学术腐败中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水平。
　　而大学中固有的寂寞、科学、理性、修养等特征，大学人应有的理智、谦虚、儒雅、自尊、操守等品质，则在这种狂热的追求数字化的浪潮中被漠视和弃置了。大学赖以立身的理想、信念、精神、境界、责任、宗旨、气节等素质，则被这种数字化的浪潮挤压得没有了立足之地，高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掉进数字化的陷阱之中，其技术化、工具化、庸俗化的趋势似乎难以逆转。
　　其上行下效的效应还使一些学生不知真理为何物，他们虽然年龄不大，但却学会了凡事不问是非而求利害，习惯于以势利的标准来判断老师和是非，以利害的标准来选择为人处事的态度，趋利避害，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精神原则和人生信仰。而这样的教育结果，显然是与教育应该培育具有高尚品格人才的本质和宗旨相去甚远的。
　　显而易见，数字化崇拜现象已经使一些高校的精神处于矛盾、分裂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大学作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机构，不能无视历史上的大学和国际上的大学为人们提供的丰富的精神和思想资源，不能无视大学中悠久的学术传统及教师们追求真理和学问的基本要求和情感，因而必须作出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姿态，以维护大学在表面上的学术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形象和职责；另一方面，大学在狂热地追求功利和政绩活动中，其行为却越来越偏离大学的本质和目的，偏离大学的宗旨和精神，在世俗化的浪潮中越陷越深，其品格低下和精神贫乏的状态备受教师和社会的批评和诟病。
　　数字崇拜现象暴露出了我国高校文化中的一个深刻的悖论：作为社会思想和理论中心的大学，却缺少理性的文化和思想资源，只能到传统的行政化体制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以学生高尚品格为培养目标的大学，其在实践中却越来越表现出在学生品格培养方面的懈怠和无能。
　　另外，数字崇拜现象既折射出我国高校管理制度所依据的原则的简单和僵化，又反映出我国高校中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将作为高校主体的教师和学生的“人”换算成了各种各样的“数字”，表现出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淡薄，可以用管“物”的方式来管理。由于缺乏人文精神，在高校中“人”的意义被简化为可以纳入各种框架中的数字，因而教师的评价可以不见人而只看材料和工作量、科研量等各种数据，而不用了解教师在教学中弘扬了什么样的思想、精神、境界，不用判断教师学术研究的价值、意义及文化影响，其轻视教师教育活动价值和文化创造价值的意蕴，滋生了教育中的虚浮风气和形式主义作风。
　　而审视我国目前的教育研究，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与现在的大学相比，过去的大学中的一些管理方式却往往令人神往。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往昔先贤，虽然没有建立如今这些“科学管理”的制度，但却能在不长的时间中，使一个或者乌烟瘴气、四分五裂，或者人心涣散、纲常不立的大学，迅速地变成世界著名的学府。他们没有靠所谓的数字，没有靠行政的权威，而是靠真才实学和真心、真情，因为识才，蔡元培先生在读了梁漱溟的“决元究疑论”后，决定破格聘任未考上“北大学生”的作者为“北大教师”；因为敬贤，所以才在《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门外“程门立雪”，感动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因为爱学生，所以才在五四运动的当天晚上便四处活动，利用各种关系要求释放被北洋政府逮捕的学生，并因此而“南下辞职”。而梅贻琦先生多次声称，“我是为教授端凳子的”。竺可桢先生则是被称为“把教授当宝贝的人”。
　　他们未必不懂数字管理的效率和作用，但他们决不会迷信数字，或者以为数字可以代替管理者对教师和学生发自内心的支持、关心和爱护。因为对教育精髓的体认和理解，对教育本质的崇奉和敬畏，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和献身，可能只有真正的教育家才能做到。
　　可以看到，没有真正的教育家，没有真正的教育家生存和发挥作用的环境，那出现数字崇拜现象则是自然而然的了。
　　毋庸置疑，数字崇拜是有价值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等级制及其观念，人们崇拜数字实际上是崇拜隐藏在数字后面的由等级制决定的各种利益。
　　导致数字崇拜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大学体制的非教育化，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未能进行深刻变革的教育观念和大学观念。因为现在大学中的许多现象，都是与教育的本质、宗旨、目的相悖的。可以说正是非教育的行政化体制，将行政的目的和逻辑施加于高校的各项活动之中，使高校中的制度、文化、意识、原则都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和宗旨，造成高校在满足行政需要的同时，却减弱了教育的价值和作用。所以，对行政化的制度和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是教育成为教育、大学成为大学必须的活动。那种期望不触及现行大学中的体制性、文化性矛盾，不改革现行大学基本制度的做法，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大学中的各种弊端的，也是无法引导大学从目前的功利化、工具化、技术化、庸俗化泥坑中走出来的，是无法使大学像大学并发挥大学的功能和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