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高等教育备受关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形成。知识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效益打破了传统意识中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理解，使大众的目光聚焦在了产生知识的场所——大学，尤其是那些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型大学。在此形势下，许多国家对本国的高等教育进行结构性优化整合。就在许多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和调整的同时，一些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全球性”。全球性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并不奇怪，当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有一些大学要实现新的超越，只不过是超越的速度比人们想象的要快。
　　一、美国全球性研究型大学的改革和调整
　　在对高等教育在国家和全球竞争的动力因素分析中,玛格森发现，全球性研究型大学在全球运作中与一般的全球性大学是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它们是通过科学研究的声誉和生产知识提高自身全球竞争力，并通过科学研究培养具全球视野的领袖人才。为了实现全球目标，这些大学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从知识生产方式到大学的管理模式等众多方面实现了整合。
　　1.以强化科学研究促使知识生产的方式和方法的转变
　　与传统的研究型大学相比，全球性研究型大学更加强化科学研究。在强化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大学中知识生产的方式由学者个人的理性思考发展到学者的合作研究上来，知识生产的方向从传统的古典知识和理性思辩转变到科学发现、知识创造和技术改良上来。20世纪的科学发展见证了这两方面的转变。如果说学科知识的出现是工业革命的结果，目前交叉学科的出现和科学知识生产的强化则是“科学化”的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起，科学研究的强化产生了无数的科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而很少有伟大哲学家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说明。与19世纪的科学革命有所不同，现代社会的“科学化”不仅仅注重知识的获取——发明和发现，而且更注重将这些发现和发明应用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解决现实生活问题。探讨为什么现代知识生产会发生如此变化，人们可以发现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20世纪出现的实用主义思潮使传统的大学变得更具有工具理性；其次，政府对大学中科学研究的介入，政府介入的直接结果是大学里的知识生产与国家的研发体系相联。
　　2.建立新的学术职业导向性，促使大学教师角色转变
　　在全球性的研究型大学中，由于强化科学研究，大学的学术职业随之发生改变。新知识生产要求跨学科，团队合作和建立国际伙伴关系，大学教授不仅仅要教学，从事个人感兴趣的研究，而且必须参与到团队中，同时还要担负起把生产的知识转化成可用产品的责任，也就是说要服务社区或社会。当然传统研究型大学在教师晋升中“不出版就出局”的要求依然存在，但是在全球性研究型大学中，更多地采取了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和竞争为主的雇用机制。在教师晋升和教授评估中，人们更为看中的是有经费项目或课题研究，很少看中没有经费的项目。以此，促使教学研究人员更为关注影响人类生存的实际问题。结果是教师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教师的职责由传统教书匠，拓展到科学工作者和研究开发者。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在许多大学中出现了众多的专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比如，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合同制的专职研究人员超过3千人，而专职教师只有1千多人。这些专职研究人员不是为了教书而是忙于科研：寻找项目，为政府和跨国公司提供咨询和从事科学研究，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商业化。在全球性研究型大学中，这些人员的商业行为已经制度化了。在论述学术职业的这一变化时，萨拉福特和赖思利用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受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对应用型研究经费投入的政策导向的影响，大学教师们变得越来越热衷于市场行为，忽略了大学教师的基本责任。在这些大学中，学术的自由探索仍然是教授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在面对数以千万计的研发经费的诱惑时，学术自由与学术的公共利益也往往会受到侵蚀。目前，在高等教育中引起广泛讨论的公共产品和私人利益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不断增长的商业行为使大学的公共属性也不断地受到挑战和质疑，尤其对那些公立的研究型大学。
　　3.以专业化管理驾驭复杂的大学内部组织
　　全球性研究型大学中科学研究的强化和学术职业的改变，使大学内部学术和学术管理结构变得非常复杂。首先是学术扩张，在这些大学中，跨学科性的专业学院数量大增。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各种研究中心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为了促进科学研究，大学里出现了许多综合性实验室；同时为实现科研成果转化，科技园成了大学发展的另一新生事物。针对大学的这些变化，在美国，联邦政府相继出台了各种法规，一方面规范大学的行为，另一方面促进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保证社会公平。为了更好地执行各类政策法规，促进大学的发展，在大学中各种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应运而生。比如，在主管科研的校长责任内就有：知识产权办公室、成果转化办公室、教育基金会、募捐办公室、以人或动物为研究对象的权益保护办公室和环境保护办公室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的大学所没有的。与此同时，社会对这一类大学的要求在不断增加。为了满足跨学科研究的需要和研究型人才培养的要求，本科生教育变得更为通识，因而改变了大学生和研究生们学习经历。在全球性研究型大学中，更为注重本科生知识面的广度和研究能力的培养，而且研究生教育中更为关注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各自领域中的领导能力培养。
　　大学组织结构的庞杂性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无疑增加大学管理的难度。最近在一个对美国大学校长任期的研究中，发现研究型大学中校长的平均任期为5～7年。这表明在这些大学中用传统的模式领导大学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大学校长必须向董事会和教授会负责，必须遵守“阳光法案”。而一个不能向教授负责的校长是没有凝聚力的。大学学术组织和管理机构的复杂性要求大学的内部管理专业化。比如，在知识产权办公室，工作人员一定是真正懂得知识产权条例的人，不仅能够为科研人员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解释，同时要能够协助他们申请专利，比如起草专利申请的相关文件，并且在必要时还能代表专利人进入法律程序。当全球性研究型大学中众多的科研所、中心和学院有越来越多的办学自主权时，为了使它们向大学负责，在多数情况下，都采取了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模式。
　　4.重新调整大学与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关系
　　在讨论耶鲁大学的功能与角色时，莱文校长自豪地宣布，该大学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培养了4位美国总统，55位总统内阁人员，533位国会议员。培养国家领导人仅是该大学目标的一部分，许多该校的毕业生已经成为国际组织和知名企业的领导者。在新的世纪里，莱文校长宣布，“我们的目标是不仅为美国，而是为全世界培养领导者和领导知识生产先锋队。”莱文校长对耶鲁大学的功能与角色定位的描述非常有代表性。培养国际组织负责人、国家领导者、企业家和科学家也是哈佛、斯坦福和MIT等大学的办学目标。通过培养领导人和企业家，美国的大学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关注建设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研究型大学建设总是与地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比如，硅谷的发展离不开斯坦福和伯克利加州大学，波士顿128公路沿线的经济崛起归功于MIT和哈佛。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的研发经费投入是这两个经济区成功的先决条件。然而一个时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呈现出逐年减少，同时大学科学研究的费用却在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性研究型大学发现它们不可能再寄希望于联邦政府经费投入，因而采取了超越的策略，把目光锁定在全球经济发展需求上，更多地关注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产品开发和研究需要，从而获得大学所必需的研究经费。针对这一变化，在论述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时，爱兹克维茨和雷德思多夫用了“三重螺旋式”概念。在他们的“三重螺旋”概念中，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通过立法引导大学向市场转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逐渐放宽大学中科学研究与开发政策，使之在与全球或地方企业合作中更有灵活性。为了使大学的办学目标与国家的整体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大多数政府在科技研发方面采取了绩效经费投入模式和竞争投入模式。通过绩效或竞争经费投入模式，促使大学关心国家大事而不是一味地为跨国公司和其他以赢利为目的经济实体服务。
　　不可否认，在全球性研究型大学的国际竞争中，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研发经费的投入者转变为大学国际竞争的协助者：用相关政策法规协助大学参与国际竞争。但是，随着全球性研究型大学越来越关注跨国发展，政府与大学关系之间的张力也就越来越大。比如，在9.11以后，为了国土安全，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实施严格的签证审批制度，受到影。向最大的就是研究型大学。大学中来自亚洲与穆斯林国家的留学生和研究人员明显减少，教授们觉得科学研究受到了严重影响，合作项目不得不放慢速度。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大学校长们联名上书国会，要求放宽审批制度。2006年11月，美国教育部长访华时就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放宽学生签证，扩大留学生规模，并把其中最优秀的学生留在美国。
　　5.全球性研究型大学的跨国性
　　办全球性的研究型大学是非常昂贵的，即使在发达的美国对于支持这样的大学都感到经费压力。比如，哈佛大学2005／2006年的运行经费是30亿美元。对于全球性研究型大学来讲，要满足不断上升的经费需求，唯一的办法是拓宽经费渠道，从国内走向国际。在对教育全球化的研究中，人们会发现真正能够实施跨国教育的机构有两种：一种是全球性研究型大学，一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大学。两类机构从事跨国教育采取的策略非常不同。全球性研究型大学通过强强合作把全世界最好的人才吸收到自己的大学中，把自己想要输出的课程传送到各个国家，也是通过强强合作把研究所办到国外的大学中。比如，哈佛大学与世界各国最好的大学建立学生交流协议。在中国，该大学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都有交流协议。这种协议从文字上看是平等的，彼此交流学生。但是在执行中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把最好的学生推荐到了哈佛，可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哈佛却很少有学生反向流动。科学研究同样如此，通过合作研究吸引优秀的学者到这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然后把其中最好的留下来。为了进一步提高竞争力，全球性研究型大学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这就是大学与大学之间结盟。这种结盟看似松散，但作用不可低估。许多大学通过联盟形式与区域经济组织和国际组织合作。1996年成立的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现在有37所成员大学，目前正在试图与APEC合作从事区域性研究，加强联盟中的成员大学之间的合作。大学的跨国结盟虽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是目前的结盟则更有针对性和目的性。
　　二、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
　　其一，增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紧迫感
　　全球性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增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紧迫感，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需要付出双倍甚至几倍的努力。因为，我们在建设，他们也在发展，甚至比我们发展的还要快。全球性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对我国的“世界一流”建设提出了双重挑战：国内同类大学与全球性研究型大学竞争的挑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一流大学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无论对内对外，这些大学都应该采取“合作”而不是“竞争”的策略。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对内合作不足，对外来者不拒；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来说，国际合作应该有选择性，避免与国外一些以赢利为目的的大学合作，因为它们是以获得我们的资源为目的，这样的合作很难达到学术与学生培养的双赢，甚至还有夺走资源，降低大学的学术声誉的危险。
　　其二，强化重大应用理论问题研究
　　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在知识生产上，要强化重大应用理论问题研究。体现在博士人才培养模式上，应该避免知识面窄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差的弊端。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全球性研究型大学崛起首先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们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哈佛与MIT，大波士顿经济区（128公路）工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会是什么样；在加州的硅谷，如果没有斯坦福和伯克利加州大学，它的三次产业升级会如何发展。注重务实，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中寻找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是“世界一流”建设的关键。目前一些大学热衷于SCI论文，热衷于谈论诺奖，实在是将大学科学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因此，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还应该解决科学研究的立足点问题。
　　其三，建立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学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
　　办高等教育本身就是昂贵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办学经费永远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更显得昂贵。哈佛2006年的运行经费是30亿美元，然而这并不是它的全部。在2004年，该大学捐赠基金的市场价值为230亿美元，到了2006年增长为292亿美元。与哈佛等国际名校相比，我国的大学在办学经费上往往捉襟见肘。由于经费不足，目前许多大学也试图开发社会资源：办公司、招收短期学生和办培训班等等。这些行为也频遭质疑，影响着大学的公信力。对于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来讲，不能也不应该把它们推向社会，这不仅是策略问题，而是国家发展战略问题。首先，我国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是公立的，它们代表的是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其次，我国大学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并不适应市场运作。因此，应该建立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学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而不是依靠临时性的重点投入。该机制应该是一个以政府投入为主、大学多元筹措为辅的经费模式。
　　其四，切实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实行重大科研项目问责制
　　在科研方面，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劳伦斯实验室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研究者和学生。仅在1938年到1958年，联邦政府的巨额研发经费投入，为美国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产生了12位诺贝尔奖得主。目前中国的大学还没有一个实验室的综合研究能力能够与该实验室相提并论。当然，统计数据证明政府对科研的投入近几年来增长速度较快，但是效益如何值得关注的。2006年学术造假之最的“汉芯”事件揭开了目前科研体制中存在的严重缺陷：学术腐败和一些专家的不作为严重影响了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如何能够使有限的经费产生最大效益，而不被腐败分子所耗尽，仅靠学者个人的道德自觉是不够的。在全球性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两大特征不容忽视：办学自主权与问责制，保护知识产权与学术规范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