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形成都是由历史积淀演绎并不断创新而来的，一流大学的建设同样如此。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耶鲁大学，由创建到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和文化传统，直至成为世界名校，经历了长期的建设历程。这样的大学，由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支撑，才能历经风雨而不衰，才能敏感地把握住发展机遇，不断提升自己的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并能引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而那些不具备这种特质的大学，也可能会名噪一时，但由于缺少长期的文化、人才、制度和学术传统的积淀和传承，最终会是昙花一现，走向衰落。因此，总结和分析耶鲁大学成就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对于我们认识大学办学规律，提高大学办学水平，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一流大学的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

　　从总体上划分，耶鲁大学三百年的发展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701年建校以后至第13任校长亚瑟?特文宁?哈德利（Arthur Twining Hadledy）任职结束的1921年，是为耶鲁发展的第一个阶段；1921年，第14任校长詹姆士?罗兰?安吉尔(James Rowland Angell)任职以后至今日耶鲁，是为耶鲁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在耶鲁大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耶鲁大学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由一所“1名学生，1名教师兼校长”的教派学院发展成为一所在美国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大学。但由于19世纪中后期保守主义办学思想在耶鲁大学占据统治地位，阻碍了耶鲁大学在美国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关键发展阶段——向现代大学转型阶段的发展，使耶鲁大学的发展落后于美国其他一些著名大学，耶鲁的保守性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顶峰；在耶鲁大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耶鲁大学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改变了保守的办学思想，并经过4任校长近60年持续不懈的努力，开拓创新、追求卓越，到19世纪70年代，终将耶鲁建设成为世界所公认的著名大学。此后，耶鲁进入了良性发展轨道，成为引领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世界著名大学之一。

　　如若从建校时间算起，耶鲁成为世界名校用了270多年的时间；如若从1921年安吉尔校长任职算起，耶鲁由一所享誉国内的名校，成为一所具有世界影响的研究型大学也用了将近60年的时间。无论怎么说，这两段时间都不可谓不长。

　　作为世界一流学府，耶鲁大学的发展道路与众不同，具有自身鲜明独特的办学特色，“保守性”是其呈现给世人最为显著、印象最为深刻的办学特征。世人对耶鲁大学的这种印象首先缘于其教派学院的出身，创建耶鲁大学的7位人士中有6位是牧师，建校目标也是培养教会人士，宗教色彩浓厚。其次，在耶鲁大学历任的21届校长中，有12任校长是清教徒牧师出身，任期近200年（从1701年到1899年），也加深了世人对其保守性的印象。再次，在美国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耶鲁大学往往扛起维护传统的大旗，坚守传统的教育理想，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抗衡，给人以守旧的深刻印象。因此，“保守”大学的印象就深深地印刻在世人的脑海中。

　　在社会生产力不很发达的时代，耶鲁大学所秉持的保守主义办学思想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使得耶鲁大学能够平静地追求自由教育的价值观，发展比较平稳，在当时的美国院校中处于领导地位。但随着内战后美国实现国家工业化步伐的加快，生产科学化、复杂化程度的大大提高，社会快速发展对大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耶鲁的这种保守办学理念使其在美国19世纪70年代后至20世纪初进行的大学化运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学校的学术研究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一些原本领先的学术领域也慢慢落后了，耶鲁在此时为自己的保守付出了代价。同时，由于当时的耶鲁大学各学院之间都互不联系，缺乏协调合作，也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耶鲁人认识到，耶鲁大学要想再次达到领先地位，那么，学校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协调发展，不能再采取本科生学院（耶鲁学院）单独前进的政策。因此，1921年，安吉尔校长任职后，积极推进耶鲁大学各个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高度重视研究工作，重点加强了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发展和建设步伐，促进了耶鲁大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研究生院和其他专业学院的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他通过将大学下属学院的财权和人事权转移到校级管理，对耶鲁学院进行了改造，解决了耶鲁学院由于其保守的态度所导致的滞后于社会发展要求的问题。这些措施的实施，使耶鲁大学的办学水平在整体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真正成为一所在美国领先的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

　　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国富民强，为耶鲁大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雄厚的资金支持，此时担任校长的艾尔弗雷德·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Alfred Whitney Griswold，第16任校长)教授抓住了这种机遇，加速推进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他坚持质量优先和规模控制的原则，反对盲目的综合化，对学校的学科结构进行了调整，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战略，剔除了一些发展水平与耶鲁学术声誉不相符的学科专业，追求所有设置的学科都达到美国乃至世界一流水平。同时，形成了严格的学习制度和高标准的学术要求。在这种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影响下，耶鲁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经过后来几任校长的不懈努力，耶鲁成为了享有世界声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名校，也形成了耶鲁大学当今稳健、执著、务实、民主、包容和开放的办学传统。

　　二、一流大学的领导者必须是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

　　美国学者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曾经说过：“大学也像人一样，不是被生产制造出来的，它们是有灵魂和躯体的不断成长的鲜活生命体。”大学的“生命”是由人所赋予的，大学的领导者则是赋予大学“生命”的主体，而只有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称得上是教育家的领导者，才能赋予大学以旺盛的生命力，并能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深刻认识大学的发展水平，把握住大学的发展机遇，按照大学发展的规律，促进大学良性发展。

　　从耶鲁大学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其领导者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第7任校长埃兹拉·斯泰尔斯牧师(Reverend Ezra Stiles，1778～1795年任职)使耶鲁学院具备了大学的灵魂，第8任校长蒂莫西·德怀特牧师(Reverend Timothy Dwight，1795～1817年任职)奠定了耶鲁学院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哈德利校长则促进了耶鲁大学协调发展，安吉尔校长铸就了耶鲁大学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地位，格里斯沃尔德成就了耶鲁大学世界名校的基础，现任校长雷文则正在领导耶鲁大学朝向全球性大学的目标迈进。耶鲁大学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遇难关而平稳渡过，就在于有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校长的英明领导。这些具有教育家素质的校长有自己系统的教育主张，对教育事业有深刻体悟、高度的热爱和执著追求，对自己负责的事和身处的组织有深层的体验和理解，并具有将新事物、新思维与传统有机结合、不断更新的能力。

　　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耶鲁处于极好的发展势头，学生趋之若鹜的情况下，安吉尔校长却决定放慢扩大规模的速度，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在一流大学中第一个选择了限制招生数量保证质量的发展战略。格里斯沃尔德校长在1955年年度校长报告中曾特别强调了这一发展战略。他提出，要尽可能提高教师和学生之比，而绝不要降低质量去大规模生产，由此形成了耶鲁大学较低的学生与教师比和学生与教师积极双向交流的办学特征。耶鲁现有学生11,039名，而各类教师达2,845人，生师比不足4比1，这在美国一流大学中是非常低的。

　　耶鲁大学历任校长对耶鲁坚持至今的人文科学教育传统所做的精彩、深入和不断创新的阐述，表明了他们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深入思考，显示出他们优异的教育家素质。耶鲁大学第20任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Benno C.Schmidt,Jr.)在1987年迎新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了通识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出于学生谋生的压力，有的学院成了满足一切人需要的‘万金油’；毋庸置疑，大学有时企图‘增大恶行使其成为德行’，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教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但耶鲁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用人文科学去教育人们渴求知识的感人价值在于我们坚信知识是工具，是力量，最重要的是他本身有价值。……在任何一所大学，只要为知识而忠于知识的思想占支配地位，对真理，或者至少是对近似真理的无止尽追求便价值无上。”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在展望耶鲁新的百年之时也极力推崇通识教育。他认为：“通识教育陶冶智力，扩大推理与同情和理解的能力。其目标不是传递任何特定的内容，而是发展某种头脑的品质；筛选和汲取精华、摒弃糟粕；超越偏见与迷信；批判和独立的思考。”

　　因为校长对学校的发展和建设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甚至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死存亡。所以，耶鲁大学在选择校长人选时格外慎重。虽然耶鲁将校长人选局限在自己的毕业生范围，但其遴选的范围十分广泛，进入20世纪之后，选任校长更可谓是百里挑一且标准苛刻。以第15任校长格里斯沃尔德的当选过程为例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貌了。为挑选这一新校长，学校董事会研究了10个月的时间，可谓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他们还征询了50位经过精心挑选的耶鲁教职工的建议。

　　正是这种审慎和严谨的选人态度，才使耶鲁大学能选择到令其满意的大学校长。这样的校长不仅具有自己系统的教育主张和发展学校的远见卓识，而且有足够的权力贯彻自己的治校理念，从而能带领耶鲁不断创造更大的辉煌。

　　三、一流大学的建设应以教师和学生为中心

　　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是耶鲁在建设一流名校过程中的中心工作，反映了耶鲁建校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大学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是教授，最宝贵的财富是学生的传统。因为耶鲁的两大使命——通过教学，培养欣赏人类成就的能力；通过研究，为人类成就进一步增添异彩——必须依靠高水准的师生才能实现。

　　在耶鲁，教授是大学的核心，大学的精髓，大学的“终身工作人员”(Permanent Officer)，而校长和管理人员则不是。在管理学校方面，耶鲁的教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教授治校这一民主管理学校的举措是耶鲁的一项显著特色，也是耶鲁对美国高等教育最大的贡献之一，并对美国高等教育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当代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曾指出：“在美国最早把大权交给教授的主要大学是耶鲁”。

　　历任耶鲁校长都特别重视教师对于学校发展所起的核心促进作用，不仅赋予教师们的治校权力，而且时刻不忘发现外校的栋梁人才，到耶鲁来做顶梁柱。他们还十分关注新秀的成长，以独具的慧眼发现有才干、有潜力的学生，将他们留下来接班。耶鲁的教授们虽然对外部世界时常持自由的甚至激进的主张，但教授这个群体对教育和大学内部问题却相当稳健。在作重大决策时，耶鲁大学最惯常的做法是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进行充分彻底的讨论，因此，其决策往往是深思熟虑的。

保守的第11任校长诺亚·波特牧师((Reverend Noah Porter)，虽然对研究生的培养不太重视，但对学校的精英——品学兼优的本科学生和博学多才的教授却倍加厚爱。在他任职期间，许多著名学者都成为耶鲁的终身成员。第12任校长德怀特以知人善任、爱惜贤才而闻名，他像一块磁铁一般吸引着世界知名学者纷至沓来，云集耶鲁。耶鲁进入现代发展期后，更是从各处延聘知名教授和学者到校工作，并竭力为他们创造最佳工作条件。名家学者的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使耶鲁大学的声誉扶摇直上，愈来愈高的声誉则更吸引了一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专家学者来耶鲁执教，这些人不仅为耶鲁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英才，其辉煌的学术成就更增添了耶鲁的国际声誉，使耶鲁成为一所蜚声世界的一流学府。

　　青年学生是大学的生机所在。耶鲁在大学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培养英才为学校工作的重心。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耶鲁大学在办学过程中，不断根据社会发展情况调整和提高对学生的教育要求和教育标准，促进学校教育质量水平不断提高。相比哈佛、普林斯顿等美国著名高校，耶鲁的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比例是最高的，这不仅是耶鲁校方的要求，耶鲁的教授们自己也愿意给本科生上课。许多在耶鲁甚至在美国极负盛名的年长教授为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或入门课，这是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等许多美国大学的不同之处。正是由于众多学识渊博的教授教育本科生，又由于住宿学院计划的实施，才使耶鲁的本科教育在美国大学中始终保持领先水准。

正如格里斯沃尔德校长所指出的那样，耶鲁属于它的师生，属于所有在耶鲁执教的学者，属于所有在耶鲁求学的学生。耶鲁是他们的理想和成就的一部分，耶鲁从存在之日起，就从师生身上汲取生存的力量和拼搏的勇气，师生的性格也形成了耶鲁的特色。

　　四、一流大学应该有自由、民主、包容和开拓创新的氛围

　　由克莱普校长设计的耶鲁大学的校徽上，以拉丁文写就的“光明与真理”（LUX ET VERITAS），历经三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依然焕发出幽远的光芒，映射出耶鲁人的一贯追求。耶鲁大学建校三百年以来，一直坚持学术的正统性，重视传统学科的价值，并以人文科学的成就和影响闻名全美乃至世界，而它所成就的这一切离不开耶鲁校园中不断发扬光大的自由、民主、包容和开拓创新氛围的保障。

　　正因为耶鲁特别强调自由的思想及自由的学术空气，所以它也就能包容各种思想流派，任其争鸣竞争，学术活动也就生气勃勃，卓有成效。耶鲁人坚守人文科学传统长盛不衰，即是缘于耶鲁人认为人文科学教育的根本意义是自由，自由地探究自由的思想，自由地表达自由的思想，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自由地将其与其他思想和其他精神相联系。耶鲁第19任校长吉尔马蒂曾指出：“人文科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深谋远虑、灵活运用知识、思想坚定、心胸开阔的人；培养对新事物反应敏锐、对使人类进化的传统价值负责的人。人文科学教育教会我们用理智的判断和仁慈来对待不同的新事物。人文科学教育是为自由的教育，自由地维护自由的思想并为自己所钟爱的一切使自由思想常新。”

　　在学校管理上，耶鲁作为美国最早将教授民主治校权力通过制度固定下来的大学，注重教授民主治校，具体体现在教授会的权力非同一般。在耶鲁，教授会被比喻为“市政会议”。耶鲁著名的历史学家皮尔逊曾这样描写耶鲁的教授会：在这个耶鲁共同体中，“市政会议”统治一切。在耶鲁，每个教师都是代表，共同体的活动由每个教师亲自参加。只有当人们对任命存异议时，永久教师委员会才会出面解决。学院的绝大多数事务都由每个学院的全体教师协商解决，讲师、助理教授与教授有同等的发言权及同样的责任，青年人可以与老年人辩论、提出问题、对动议提出修改意见。

　　在耶鲁，人们确信尊重自由和民主，保证选择自由、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是追求光明、探索真理的至关重要的前提。耶鲁人认为，一所大学之所以能名扬四海，不是因为它只传授一种“正确”的思想及一种“正确”的价值观，而是因为它是交流思想的“自由市场”。耶鲁之所以对美国有突出贡献，不是因为它像一个整齐地排列着既定观念的“浅盘”，而是因为它像一口包容着各种不同观念的“大锅”。耶鲁为此也教育其学生要树立宽容、忍让、尊重他人、公正坦诚的精神，从而使耶鲁自由的学术空气能代代相传。耶鲁大学第17任校长小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Jr.)认为，只有在学校拥有全部的自治权利、每个教师及学者皆有研究自我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才会有完全的自由与平等，而这也正是耶鲁的完整精神所在。

　　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曾指出：“只有社会法规与人们内心的真实产生共鸣时，人类的潜能才能全部发挥出来。”“这是我们渴求在大学里建立的社会秩序。作为学者和教师，我们的价值观是允许人类精神完全开放。我们坚信只有自由探究、自由表述，才能真正发掘人类潜能。只有毫无限制地应用‘明确的信息’，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自然和自我。我们提出难题，如实回答；我们追寻真理，不畏艰难险阻。我们言传身教着力提倡的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质疑每一个假设，钻研每一个论点。”因此，耶鲁鼓励师生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质疑每一个假设，钻研每一个论点，积极在学术领域开拓创新。例如，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新生从入学之日起，耶鲁便鼓励学生既要使用“显微镜”窥见本学科的本质和奥秘；也要经常使用“望远镜”去掌握未来发展的方向及其他学科的进展。耶鲁人指出，知识工业的封地虽然像手工业行会一样被人热忱地守卫着不让侵入，跨学科专业计划虽被其中的学科严格控制而不能越雷池一步，学术界虽然存在着循规蹈矩的积习，作为年轻一代，应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应该保持开拓者的激情，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向学术界的权威挑战；应该保持求索的自由，即使这样做可能会受到保守势力的打击。

　　五、一流大学必须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耶鲁大学每一次重大变革和进步，无不以制度的变革为根基。制度上的因时制宜、不断创新，给耶鲁带来了组织活力，使大学与时俱进，给整个大学带来了繁荣。耶鲁大学从教会学院向具有大学精神的学院发展，到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学，直至迈向世界一流学府，无不伴随着相关的大学制度的创新，或是制度创新先行，或是先期改革的成就迅速由创新的制度进一步加强、巩固并加以保障。反之，制度陈旧僵化，不思进取，则会阻碍大学的发展，甚至导致倒退，耶鲁大学在美国19世纪后期的“大学化”阶段的表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拥有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所形成的健全的大学制度作为发展的保障，耶鲁大学才能够在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后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说，制度创新是大学发展与进步的核心机制，是大学适应社会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因素。从耶鲁大学的办学史我们还可以看出，耶鲁大学所具有的这种制度创新能力又是以大学拥有独立自主办学权利为前提条件的，即只有大学真正成为办学的主体，才能全面地发挥这种能力，激发出大学办学的创造性，不断推进大学的创新与发展。

　　通过大学制度创新来推动大学的创新与发展也是世界著名大学的共同特征。从世界范围来看，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世界著名大学都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现代大学制度，以此作为大学创新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拥有办学自主权，也是这些著名大学之所以能够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共同的前提条件特征。教育部部长周济在第三届中外校长论坛上的演讲指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重视大学自我发展与自我约束机制的有机统一，强调大学办学自主与社会职责的相辅相成，追求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和谐，鼓励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密切结合。”他还指出，这些制度特征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是今天思考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所必须加以充分重视的。要根据这些思想明确工作要点，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通过制度改革促进创新型大学文化的建设。

　　从总体上说，无论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雄心壮志，促进一流大学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力军，还是创设一流大学所应该具有的自由、民主、包容和开拓创新的氛围等等目标的实现，必须有系统的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创新的大学内外部制度作为保障。有了合理和富有激励性的大学制度，才能保证竞争的公平与公正，才能使大学富有活力和生命力，才能激发大学和身在大学里的人才的创造性和工作热忱，才能不断提高大学的整体办学水平。因为，只有制度法规与人们内心的真实要求产生共鸣时，人的潜能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张金辉，华北电力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