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近做了一项工作，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和我的学生，在做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教育领域当中最高的刊物，就是《教育研究》这个杂志，从1979年4月创刊以来，一直到2008年所刊发的所有的学术论文进行一番梳理，做了一个小型的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我们想回顾一下，过去30年，中国当代教育演变的情况。后来接了这个60年学术史的研究任务以后，又想到进一步往前回溯，了解到1949年，甚至更早一些的情况。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从我们教育学科来说，要做学术史，除了一般的方法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从我们教育领域来说，到现在为止用得比较多的还是一种实践的方法。那么怎么样在这样一个讨论过程中，来寻找一种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客观的依据，所以我们想尝试用一下情报学的方法，也就是民间计量学的方法，主要通过这个引文来描述过去若干年教育研究变化的这一情况。通过这样一些研究，我们也有一些感触，教育学科和其他的一些人文社会学科一样，至少在开端的时候是西方的舶来品。实际上跟很多学科一样，教育学引入中国，大概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但它又有一个不同的情况，教育学在引入中国，总体的背景就是和“废科举，兴学堂”这个背景直接相关的，当时仿造了日本的体制，我们先后建立了新式的学堂，同时也为培养教师出现了师范教师教育机构，包括师范学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它最初就是一个师范院校。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教育学在中国，和我们很多学科，哲学等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教学科目，而不是作为一个学习研究的领域。所以最初中国学者从西方引入的著作，主要是教科书。我们现在能经常提到的一些著作，大多数都是国外的教科书，或者我们把它作为教科书来使用。这种局面实际上，在1949年以前，变化并不是很大。那么1949年以后总体的情况，到文革之前，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当时吸收了，或者说借鉴了苏联的体制，就把教育学机构和科研机构严格分离，这实际上是学法国的体制，就是高等学校主要从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主要还是在独立设置的科研机构。
　　而教育学在1949年以后主要在师范院校，进行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了梳理一些文革以前的文献，不管是哪个层面的文献，包括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和相关一些资料的汇编。总体的感觉，应当说，由于我们这样一种教学和科研风格的体制，也由于以前时代的这样一种体制的惯性作用，就在相当长的时间，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教育学的研究，我说的是广义上的教育学的研究，实际上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个就是在1949年以后，引入苏联教育学。在这个方面应当说，在文革结束之前，是我们国家教育学术界很多老前辈花了很大的力气所进行的工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凯勒福教育学，有的学者认为我们至今的教育学研究还受制于凯勒福教育学。当然，这一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可以看到他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我们把苏联的师范院校的教育学教材基本上都翻译到中国。与此同时，把大量的苏联的教育家的一些著作，包括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包括马卡连柯，还包括一些其他教育家著作都翻译到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苏联教育学的理解，照我们文献上来说，还要归功于那个时代。老前辈学者们做了非常杂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译界，后来基本上就没有人能做，这应该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引进苏联教育，实际上主要就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教育的主张在中国的这样一种地位。
　　这在当时中国教育学开展的很重要的工作，另外一个和当时整个政治环境有关联，就是批判，政治批判。从50年代初开始，在教育界先后开展几次比较大的学术批判活动，当然这种批判我们都知道是一种政治批判，包括对杜威的批判，到后来对陶行知的批判，以及后来对南京一个非常知名的老师的批判。这个老师叫司霞，当时宣传爱的教育，当时批人道主义，一块把她批进去了。那么连带着后来对孔子教育思想的批判等等。就当时的背景来说，这是一个特定的或者说非学术化的学术行为。
　　还有一方面的工作，就是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在文革结束之前，从学术意义上来讲，这个意义的研究，相当于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或者说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目的。那么这一块提出来的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个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社会主义教育有别于资本主义以及一切社会形态教育的基本特征，他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第二个方面，就是教育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这个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我们一般任务的社会主义中国教育的基本原则，两条基本原则之一。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目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途径，是手段。当然我们也知道，对这两个原则的理解和阐释在文革结束前的这么长时间，实际上一直是社会主义政治形势的变化，那么在过去这一时间当中，在教育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教育工具论。这个对于中国教育，无论说是中国教育学说或是发展，应该都是造成很大的破坏，尽管可以说从49年到78年将近三十年当中，中国的教育学术研究可以说和最近三年比，完全是两重天，但那个时候所留下来的遗产，在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将都对我们现在产生了不同影响。我们现在很多成绩是和过去遗产有关联，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和过去的问题相关联，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通过我们对教育研究杂志过去30年所刊的论文引文的分析和统计，我们可以看到这30年以来中国教育研究确确实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我大致可以概括为“四化两个性”。
　　1、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科学化。所谓科学化这这里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表现出自主性。在文革结束前的教育研究，基本上是政策的阐释。当然过去教育界也曾有出现过有独立思想的学者，表达了一些相对独立的思想，后来遭到了批判。但更多的还是政策的阐释，没做研究以前，研究结论就已经有了。改革开放后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教育研究，相对来说就是表现出更大的自主性，这个我们做引文分析的时候，也注意到一点，就是这三年以来，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学者们引用领袖著作的数量和比例，应该来说大幅度下降。这不等于说我们研究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而是说这个研究方式本身是有问题的，过去是马克思怎么说，我们怎么说，这不是研究，这是阐释。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再一个变化在科学化当中，就是学科化。过去我们的研究，由于学科发展的水平比较低，所以研究本身很泛化。
　　第三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教育学的新兴的学科领域不断出现，尽管这种学科建筑，它本身隐含着不合理性，但是至少在我们教育学科发展的现在的领域，学科化本身对规范学习研究，推进教育学研究的进展在客观上至少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
　　2、另一个方面，就是规范化。这和科学化实际上是并存的，教育的研究在中国来说，教育在过去更多的是接近人文科学的研究。我们在做引文统计时发现，在很长时间里，学者论文很少有引文，即使有引文，引文是不全的，但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和其他学科相比，最近我看到的资料，我们国内人类社会科学平均每篇文章的引文量是8篇左右，比国际上低得多，但比教育学科来说还要多一点。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但至少能反映出我们的引文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尊重前人研究的成果，越来越注意知识的积累。那么再一个规范化的特殊的标志，现在教育一般都比较注重对自己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详细说明，特别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当中，因为他们的论文容量很大，不可能详细地交代，但一般都会很强调，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3、是多样化、多元化。在8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的教育研究工作，不管有多少人做，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很类似很相似。比如说80年代初开始，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写这个文章。尽管很重要，但是不是需要这么多人去讨论。包括当时我们引进的苏联的一个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写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研究的文章。但是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进展，知识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所以各种方式的研究，各种主题的研究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这也反映了我们国家教育的现状。
　　4、再一个是国际化，尽管说在这一方面，有非常严重的缺憾。但不管怎么说，随着国家的开放，随着教育全球化，中国教育界的学者，在国外的教育学者当中应该说变得更加主动，更加自信。那么这里从引文的角度比较，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外国文献的引用量和比率都在不断增加。当然这里也有问题，就是语种太单一。我们的引文当中有6种外文语言用的比较多，英文、俄文、日文、德文、法文、韩文等6种文字。在这种6种语种中，英语占了93%，其他语种只占了7%。.当然这个反映我们教育的问题了，中国语言教育，中小学教育学英语，大学教育也是如此。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国情不是美国化，也不是英语世界化，这对我们知识来源判断，确实是有问题，但和过去相比又有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性”，从这三年以来我们教育研究的很重要的变化看，就是开放性。教育学这个学科和其他学科相比，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在中国是如此，国外也是如此。就这个学科它自己并没有独立的、或者说独一无二的学科的基础和方法。所以它必须更多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根据我们引文的统计，这点应该看到比较大的变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分为三个十年来看，前面比较多的是引用哲学、历史、心理学的文献， 以后有很明显的变化，就大量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管理学的文献比例越来越高。教育研究也逐渐开始从人文学科向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并重这样一个范畴发展。
　　第二个就是时代性。 教育学科可能和有些学科不太一样，它必须要研究当代的问题，必须要研究现实的问题，来帮助人们理解现实的问题和解决现实的问题。所以这几年我们在梳理整个文献过程中，不管是教育研究所刊登的论文也好，包括其他的文献也好，可以看出有很大的变化。但这种现象本身也有两种分析。就是教育研究非常明显地表现出阶段性特点，总是会围绕一个特定的时期，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展开研究。这个现象有好的一面，就是关注现实，这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特点；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好的现象，就是我们老是说的一窝蜂，在教育学科方面表现得最明显。那么接下去的教育研究，我想可能主要还会在这几个方面，要不断地来修正自己，调整自己。我想可能对中国教育学的研究来说，现在可能真的是处于一个转折点。但这个转折点是否能够完成，谁也不好说，在近些年中国的教育学研究可能会发生比较重大的变化，只有更多的自觉地借鉴国外的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更多的、有意识地或自觉地总结自己的国家三十年来发展的很特殊的经验，从而从一个纯粹的教育进口国逐渐变成一个进口出口并重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