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重点建设政策是我国政府以提高大学办学水平为目标，选择某些大学或学科进行重点投入和专项资助的一系列政策。上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先后启动了211工程和 985工程这两个中国教育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高等教育建设项目，希望通过非均衡的资源投入使进入重点建设范围的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跻身世界先进水平。本文对重点大学的范围限定为进入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大学，相关政策文本都对重点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目标进行了明确阐述，即不断造就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因此开展重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对检验相关政策的实际成效有着重要意义。
　　一、人才培养质量的外部认可
　　人才培养质量是一个软性的评估对象，其真实水平要在一个大的时间尺度内才能表现出来，影响人才业绩表现的因素又十分复杂，因此直接评估非常困难。当前研究主要是通过选取可观察的替代标准间接地进行评估，例如报名与招生人数的比值、录取分数高低、物质条件投入等作为判断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评判标准。这类研究对于培养质量评估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但由于没有涉及到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在职业生涯中的业绩表现，替代标准与人才培养质量的相关性缺少有力的论证，影响了评估结果的可信性。
　　另一类研究则通过对杰出校友的统计分析来对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行评估，有代表性的是赵德国和蔡言厚所做的工作。他们通过搜集政府教育部门、科研机构、证券公司、网络媒体、高校网站和报纸杂志等渠道的公开信息，按照党政、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等不同领域对各大学的知名校友进行了统计，包括中央委员、杰出企业家、最高文学奖获得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者等各个领域的优秀个体，据此对重点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行了评估。这一研究的价值在于从实际工作业绩表现的角度对人才培养质量进行了考察，但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研究者对于优秀人才的定义过于狭隘，例如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而言，有成百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活跃在不同行业的设计、研发、销售等领域，但这一群体却游离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 其次，上述研究忽视了不同大学之间历史背景方面的差异，如学校历史的长短、规模的大小以及行业背景等因素。
　　上述工作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发，可以说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必定是全方位的强盛，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作为对一项宏观政策成效的检验，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考察应当涵盖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人才在不同领域工作业绩的表现形式各异，这使得很难对其进行累加比较，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各类用人主体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过程中对人才质量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知。基于此本文引入了外部认可视角下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估这一概念，即根据外部用人主体对大学毕业生的认可程度来评估培养质量，认可就是前者对特定毕业生群体的遴选偏好以及工作中形成的评价意见，认可程度则意味着偏好水准和评价高低，显然认可程度正比于培养质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人才的国际流动也越来越频繁，根据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人才流动的解释，如果某一国家或地区能够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巨大的外部发展空间，则就会有大批人才向往那里，而此时这些国家或地区就会利用自身所处的优势地位对人才进行筛选，选取他们认为高素质的群体，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人才培养质量评估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制定的遴选或准入标准中对来自重点大学的人才表现出了特别的偏好，则可以视为对重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一种外部认可。国家和地区对人才的遴选和准入主要是为了实现宏观总量控制而进行的，因此在遴选和评价标准方面相对粗略，难以揭示人才培养质量上的细部，要回归培养过程从毕业生个体的角度来考察培养质量还必须寻求其它的印证途径。
　　微观上的人才流动发生在不同用人机构之间，在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背景下，这种流动是通过人才市场上的双向选择来实现的。
　　良好的培养质量当然地对应于市场上用人机构的高度认可，因此人才市场上各类用人机构的认可程度也是评估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并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认可形成了相互补充验证的关系。由于各类用人机构日常关注的是员工个体的工作表现，因此他们的评价将有助于揭示认可背后的一些深层原因。因此，本文对重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外部认可的考察就在国家、区域和用人机构三个层次上展开。
　　二、基于外部认可视角的评估模型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先进工业国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些国家包括以北美、西欧和日本为代表的老牌工业化国家，以及以韩国、新加坡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它们对于我国优秀人才还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通过技术移民或在留资格等途径来吸收和获取人才是其一贯的政策。为了得到最优秀的人才，它们通常会设置一定的准入标准，而这些标准通常是在综合过去各类人才能力水平表现的基础上结合本国需求而提出的，体现了对人才质量的认可。相关标准一般都包含在相关国家的技术移民法规中，因此对这些政策开展文本分析就成了判断国际层面上对重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认可程度的有效途径。
　　除了国际差别之外，我国还是一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在理性经济考虑以及特定心理因素的推动下，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不断地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户籍管理制度下，户籍资格是获取当地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必要条件，通过落户条件实现对人才的筛选也是发达地区基本的政策手段，如果相关政策标准在重点大学毕业生和非重点大学毕业生之间表现出了某种倾向性，则可以认为它就具有了某种质量认可的含义。
　　个体在实际工作中的业绩表现决定了用人机构的认可程度，人才业绩表现又由其素质结构决定，大学培养过程的价值就体现在对个体素质结构的改善与提升上，因此对培养质量细部的考察就有赖于对个体的素质结构进行解构。成功智力理论是分析个体素质结构的有力工具，该理论认为智力是复杂而多层面的。从具体问题解决的角度，智力可以被分解为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分析性智力被用来识别问题和构思解决方案，它决定了思维成果的质量，创造性智力则能使人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并形成好的解决方案，实践性智力则可将思维及其分析结果以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整合实施; 此外，非智力因素则在个体的素质结构中则决定了个体长期发展水平在大时间尺度内适应性发展的可能性。非智力因素包括元认知能力、个性以及文化因素，元认知能力是人们对自身思维过程了解和控制的能力，它比单纯的认知能力更能影响到智力的高低，文化因素则涉及与个性动机相关的自我激励、毅力、冒险性、独立性联结在一起，特尔曼( L. M.Terman) 的研究则为非智力因素在个体长期发展方面的作用提供了可靠的经验验证。由此，外部认可视角下重点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模型如图1所示:

　　图1中外部认可视角下重点大学人才培养评估从三个层面上展开，即国际认可、国内区域认可和用人机构认可。首先，重点建设政策把建设世界级高水平大学列入了核心目标，因此对重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国际认可程度标志着政策目标最终的达成程度。其次，作为迈向世界高水平的必经阶段，重点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必须要在国内高等教育系统中取得优势，这就体现在国内区域的认可上。第三，用人机构从人才个体引进和使用角度表达对重点大学人才的认可程度，就有利于从分析型智力、实践性智力、创造型智力和非认知因素层面对培养质量进行评估。最后，通过对三个层面研究综合分析，不但可以判断重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水平，还可以从培养过程的角度对成因进行探查。
　　三、模型的实证
　　1. 对重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国际认可
　　语言的有效沟通是人才国际流动的基本条件，当前我国教育体系中普遍地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因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将是我国人才向外流动时语言障碍最小的目的地，而重点大学培养的人才也最易得到认可。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工业化国家中，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其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这使得它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人才跨国流动的首选目的地;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又是欧盟中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科技文化十分发达，还拥有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对我国的优秀人才也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多种族、多元文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国家富于活力，又非常乐于吸纳我国的优秀人才，故也对我国的知识阶层有着一定的吸引力。由此，我们选择美国、英国、新加坡作为考察国际认可水平的目标对象。
　　美国的技术移民政策是通过对申请人的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和语言能力等方面条件的综合评估来决定是否接受申请，其接纳目标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为具有特别能力者，即在科学、艺术、教育、商业和体育领域中具有超出普通人能力的人，美国移民局对特别能力者的定义包含获得国际大奖、成为特定专业协会或组织的资深成员、出版过专业著作、个人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等条件。另一类为杰出教授或研究人员，即在某一学术研究领域中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对这类人员的评判标准包括至少三年以上的教学或研究经验、曾接受过有任职期的研究职位、因为学术成就而获得奖励、因杰出成就而参加有关学术协会或成为行业评委的成员、其学术著作能够被登载在世界发行的专业学术期刊上等。
　　英国高技术人才移民项目通过打分来评判申请人资格，根据2010年4月公布的最新标准，移民局要求海外申请人得分必须达到75分才可以提交申请。对申请人受教育程度打分标准为: 本科30分，硕士35分，博士50分，此外还要结合其专业特长、研究成果、独到技术、外语水平、年龄等其因素进行评估，最后确定申请人的总得分。
　　在新加坡，该国的人力资源部则通过发放就业在留资格证( EPEC) 允许外国公民在新加坡停留不超过一年的时间来求职，持有重点大学文凭的外国公民与技术移民签证持有者一样具备申领资格。新加坡人力资源部遴选重点大学的参照标准包括独立评鉴机构给出的全球或所在国的大学排名、毕业生在新加坡的受雇表现、相关国家人力资源顾问的意见以及大学的录取标准等，重点大学的名单会动态地进行增补和淘汰。根据上述标准，2009年新加坡人力资源部公布了其所认可的98所中国重点大学，其中涵盖了94所211工程大学，以及38所 985工程大学。
　　综上所述，美国和英国对人才的认可程度直接地取决于申请人的实际能力表现，如获奖、出版专著、在特定领域或组织中的地位、经济实力等，而没有以申请人来自某所大学或特定学科领域作为认定标准，没有对于我国的重点大学表现出什么明显的偏好。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美国的标准对杰出教授和研究人员青睐有加，对学术研究水平和成果非常看重，而英国的评分标准明显有利于高学历层次的申请者，考虑到重点大学是一个以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为主的群体，可以认为两国对人才认可上还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偏向重点大学; 比较而言，新加坡的认可程度则高得多，直接以毕业于某所大学作为给予就业在留资格的依据。总之，重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国际认可，但距离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区域市场认可
　　在国内就业目的地中，北京和上海分别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尤为强烈。根据2009年由新华社环球杂志对73所重点高校的25795名学生进行的就业倾向调查，发现中国大学生就业的首选地区依然是北京和上海。为了有效获取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服务当地发展，作为最受大学毕业生青睐的上海和北京，地方政府通常利用落户标准来对毕业生进行筛选。
　　在北京，非本地生源本科毕业生可以落户北京的仅限于教育部直属大学、其它部委所属大学、中央与地方共建及列入 211工程的地方大学，对非北京生源、非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的本科生则不在引进范围之列，但对毕业研究生则无硬性限制。
　　上海政府对非上海生源大学应届毕业生落户的筛选主要通过评分来进行，2005年的评分标准规定从教育部重点建设大学与列入211工程的上海本地大学毕业的学生计15分，其中重点建设大学名单与 985工程大学百分之百重合; 对来自其它211工程大学和中央直属研究生培养单位以及上海本地院校的毕业生计10分，这一名单包括了除 985工程大学之外的所有 211工程大学; 最后，对来自除此之外的大学及科研院所的毕业生计5分。
　　多年以来上海的评分标准基本维持稳定，只是三类大学间的分差有缩小的趋势，2009年对属于985工程大学和本地211工程大学计15分，除此之外的211工程大学计12分，其它院所计8分。
　　上海和北京在人才引进的遴选标准上对来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其所认定的重点大学范围完全涵盖了所有的211工程大学，上海还进一步区分了985工程大学和 211工程大学，对前者进一步给予了更多的加分，总之这一现象代表了国内两个最受大学毕业生青睐的城市对重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高度认可。
　　3. 用人机构认可
　　由于不同用人机构的业务相差很大，对员工的业绩评定又属于敏感信息，因此本文采用结构化访谈来调查用人机构对重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认可程度，为保证调查结果的权威性，本文选定的访谈对象为各类企事业机构中具有用人决策权的中高层管理者。整个访谈的逻辑结构如图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