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大学国际化一直体现为学生和学者个体的跨国流动；如今跨国流动的不只有人员，还有校舍！
　　过去10年间，一批拥有独立法人地位、颁发母体院校学位证书的跨境分校在世界各国兴起。据英国研究机构“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统计，2000年全世界只有24所跨境分校，2006年上升到82所，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162所（其中约一半为美国高校开设）。除欧洲国家外，近10年来，中东、中国、新加坡、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成为跨境分校的“热门”目的地。其他各大洲的国家也分布有数量不等的跨境分校。
　　虽然绝大多数跨境分校为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开设，但近些年，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互设跨境分校的趋势日益显著。一些国家既是分校的进口国，同时也是出口国。举办跨境分校不仅在“出口教育产品”，更意味着“出口国家影响力”。境外分校的异军突起，缘于国家、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格局，它可以被理解为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的一种策略，是高等教育资源全球性流动的表征。
　　从办学“出口方”的目标看，它们通常强调分校与母体院校的直接隶属关系——“分校”就是母体院校在海外的分部。在本国财政紧缩的背景下，那里的院校希望借助海外市场，拓展投资渠道，应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和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有的“出口”院校重在获取经济回报，有些旨在提高母体院校的知名度，还有一些则为凸显母体学校的国际化特色。比如，纽约大学希望通过开设更多的海外分校建立一个“全球网络化大学”，让本校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不仅是纽约“城市的一部分”。
　　而分校“进口方”这一边，通常强调这类项目的合作属性及其对本国的意义，它们希望通过与国外知名院校的“深度合作”，提升本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和多元化水平，并成为地区性高等教育的中心，并为本国、本地区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带来契机。中东、东亚等地区分校的师资，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母体院校或其他国际渠道，这些国家的跨境分校项目通常得到所在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跨境分校并非基于一定的院校集团，或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协调机制，它是国际高等教育更深层次的合作途径，但即便如此，分校的根本目的依然基于院校个体和国家竞争的需要，跨境分校的兴起并未改变大学与民族国家的传统依存关系。
　　对这类办学机构建立的不同愿景，预示着跨境分校发展中利益互补的机遇，也潜伏了冲突和危机。尽管跨境分校发展势头迅速，“泡沫”、“不可持续”、“空壳”等，却是很多学者用来描述这类机构的词汇。有统计显示，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高校曾大举进军日本市场，建立了约30所分校，最后只有4所存活下来。2004年至2009年期间，全世界有11所分校由于各种原因被关闭。2008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在中东的迪拜开设了一所分校，两年后这所分校被迫关闭，据报道，生源不足、当地政府财政支持不足、美国本部对项目的反对是导致这所分校早早关门的原因。
　　各国在跨境分校的办学经验和遇到的问题性质各不相同。从跨境分校的可持续性发展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梳理出几个关键问题。
　　一、生源市场。与一般院校相比，跨境分校有其特殊的生源市场定位——在举办国，就是针对那些有留学愿望却难以马上实现的学生群体。这一群体的数量并不稳定，他们对于跨境分校的认同度，主要取决于教育质量、制度、文化等要素能否与母体院校实现“无缝对接”。因此，跨境分校特别需要研究并确立生源市场。
　　二、师资质量。对于那些主要依赖海外师资的分校来说，如何拥有一支质量和数量均稳定的专职教学、科研和行政人员队伍，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例如，对于那些来自母体学校、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教师来说，显然难以“单枪匹马”在海外分校长期开展研究，而是否从事高水平的科研活动，是办学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出口方”、“进口方”和生源等各方利益主体的共赢问题。选择“国内留学”的学生期待分校能忠实地复制母体大学的办学要素和质量；“出口方”更关心母体院校制度在分校的连续性和管理成本问题；分校“进口方”更关心项目的辐射效应，而且“进口方”的主体可能包括当地大学、地方政府、赞助机构等。利益的差异会引起跨境分校发展方向的诸多变数。
　　四、院校治理。跨境分校的治理不但涉及母体院校对新办学环境（包括基础教育、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的适应问题和对来自母体院校的内部反应（如教师的反对意见）及时作出回应，同时还需要考虑与接受国家学术制度的相互适应问题。这些关系的协调不可能在初始协议中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它是一个双方持续认知、适应甚至博弈的过程。
　　像跨境分校这样的新生事物，总可以激发人们巨大的想象空间。但在规划这样的项目时，除了美好的愿景，我们更应该重视市场、财政、声望、治理、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风险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