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1898年的维新运动和北京大学的百年庆典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值此机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校长相聚一堂，令人欣慰。100年前北京大学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一所现代大学来为国家和世界服务，并且向着培养国际优秀学者的标准靠近。100年来，北京大学取得的辉煌和经历的创伤都已为世界所共知。迎着新世纪的曙光，北大的先驱者们所憧憬的理想将要变为现实。我相信，北大凭借其国家杰出人才的优势，必将成为21世纪改革、创新的中心。
　　但是，与斯坦福大学和世界上其它高校一样，北京大学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质量?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我经常被要求解释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关系的“神秘”之处，硅谷已经成为大学和周边地区建立联系的典范，许多到斯坦福访问的客人都试图寻求硅谷成功的秘诀。我的答案是斯坦福并没有秘密，而只是顽强地坚持着一所注重研究型的大学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我用“注重研究型的大学”这个词有着特别的意义。高等教育系统正在高度分化，以适应各种各样的需要，特别是社会对熟练技术人员的需要。人们常常把面临上述种种挑战的教育机构统称为“大学”，这是概念上的混淆。我在这里强调的教育机构应该满足以下三个标准:能精心选拔学生;致力于知识探索;富于批评性的追根究底的精神。为简单起见，我称它为“注重研究型的大学”。我没有用美国人通常说的“研究大学”的提法，是因为我认为大学不是一个研究院，注重研究只是大学功能的一部分，并且与传统大学教和学的功能融为一体。
　　随着21世纪的临近，注重研究型的大学正在做的是认真思考它们与其它从事教育的机构有什么不同，它们于社会和自身有哪些永恒而又独特的任务。我今天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将这种大学在下一个世纪的作用阐述得比200年前的人们更清晰。
　　首先，让我们回到19世纪末期，北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都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在美国有3所重要的大学差不多是同时建立的，它们是约翰-霍普金斯、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学。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是1898年“百日维新”的产物，是当时中国教育系统的顶端，目的是为了创办现代教育和培养官员。1910年，一位美国大学校长在对北京大学进行细致的考察访问后认为:“这既不是一个崇高目标激励下的组织严密的计划，也不是一个严密组织计划支持下的崇高目标，它更像是一个过程，一种变迁，一种难以言表的变迁。”
　　其实，所有的大学都是处于一种发展变化之中，我喜欢说一所大学的每一天都是第一天。对北京大学来说，1917年是它发展的重要起点。在这一点上，北京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相类似。1917年，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可以称为北京大学的奠基人，是他将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成为当时国家最重要的人才中心。蔡元培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长达10年，深受法国和德国教育思想的影响，他成功地探索了一条欧洲和中国高等教育融合的道路。
　　蔡元培先生强调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思想就是直接来源于德国模式的影响。这种德国模式也同样对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和芝加哥大学的创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乔丹(David Starr Jordan)是一位精通德文的鱼类学家，他深受被视作自己典范的阿革西兹(Louis Agassiz)的科学探索精神的激励，而阿革西兹又是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门徒。洪堡和阿革西兹的雕像现在矗立在斯坦福大学主建筑物的正面。亚历山大·洪堡是另一位著名学者威廉·洪堡的兄弟，威廉·洪堡在19世纪初重构普鲁士大学，后来发展为我们今天所称的“洪堡模式”。
　　在探索大学办学思想以及赞同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等方面，蔡元培和乔丹不仅都继承了同样的德国思想传统(可能不一定确切)，还在个人治学的方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如路玻特(Eugene Lubot)认为，“蔡元培先生是注重性情教养的道德家，常常强调儒家的思想，如修身、自省、自强。”同样，乔丹也不断地强调这种修身和自省的价值观，他认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强调个人人格的自我完善。当然他的这种思想不是直接来源于儒家的教育思想，而是一些新教教义，后者同样强调个人修养。
　　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思想的共同起源，是因为斯坦福的故事(实际上也是斯坦福与硅谷之间关系的故事)，不是一所大学试图成为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的神话，而是它承诺并成功担负起高质量的教育、科学研究和革新责任的历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
　　　　　　　　　　　　　　　　　　　二
　　斯坦福与硅谷的创新性关系的第一个因素，是大学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追求一流的神圣使命，而不是训练，如对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员的训练。这种神圣的使命可以追溯到北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共同渊源，那就是19世纪的德国大学和洪堡。1810年，洪堡写了一篇题为“柏林知识研究机构的精神和组织框架”的文章，这篇文章导致了柏林大学的创立。虽然它只有10页篇幅，却是大学作为研究机构的最精练的思考。尽管大学已经实践了近200年，知识的概念也有了不同涵义，但是这篇文章在今天仍然具有参考意义。
　　然而，高校在将要进入21世纪时似乎对它的使命产生了迷茫。现在迫切需要认真思考高校的核心任务，不要偏离了方向，因为高校的功能不是万能的。我希望大家允许我引用洪堡的思想。
　　斯坦福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尽管面对无数的诱惑，斯坦福始终坚持把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结合看作是它的主要任务，这也是它的优势。斯坦福大学在创建初期遵循的是洪堡的思想，这与北京大学创建时期所遵循的原则是相同的。斯坦福大学后来发展出其自身的大学特征，但其核心原则却是永恒的。洪堡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研究同教学之间的辨证关系，他用直截了当的方式阐明了这种关系:没有学生，大学教师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教师和学生在共同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拥有相同的权利，教师的行为依赖于学生的存在和兴趣，失去这些，科学和知识就不可能发展。如果学生不能在教师的教育中追求他们自由的思想，他们就会离开教师去追求知识和自由的思想。科学知识的目标就是在教师和学生的不断综合过程中不断完善。教师的思想更加成熟，但另一方面教师的思想发展也略显保守;学生的思想不够成熟，但更加开放，对新事物也更加敏感。”
　　虽然洪堡将大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联系作为大学的关键方面，并且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加强大学中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制度，但这种联系在世界的许多高校却未能做到。经费的大幅减少和研究项目重新分配到专门研究机构而不是大学，也使教学和科学研究两者相互分离(比如前苏联的情形)。另外，有些大学的教学工作主要由那些与科研脱钩的人担任，使得教学与科研的联系几近于零。
　　从事创造性研究的学者进行教学不仅使学生受益，而且在充满好奇与幻想的年轻一代学生的不断探询中，在各种讲座、研讨班和实验室中，知识本身也将得到丰富和完善。
　　在我看来，在那些只沉迷于庞杂的机构和学生人数的大学，或者在那些将研究和教学全然分开或部分割裂的国度，大量的创造力被闲置或浪费了。我比洪堡的思想更要激进，我的观点是大学的教学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有利于研究生教学，甚至本科一年级的教学也能从中收益。
　　对于高校，知识和技术转化最成功的方法是教育第一流的学生，将他们培养成为将来工业界和商业界的领导人才。这些学生在大学的讨论式研究中得到的训练将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力远大于大学里科学家的专利发明。吸引天才的学生并与他们在一种平等气氛下相互探讨交流是成功的关键。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斯坦福工学院前院长吉玻恩斯(James Gibbons)的话，他说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参与科学研究，获得的正是“运用基本原理进行思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培养可以产生创新的种子”。
　　正是通过紧密参与大学的科学研究，研究生们培养了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好奇心，他们能将最新的知识转变为创新的产品。培养杰出的学生仍然是大学层次的科学研究促进技术转化的最有意义的贡献，这也是我很快就要谈到的问题。
　　斯坦福成功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可以自由研究问题。学术自由是一所大学的根本。
　　学术自由意味着学术要从政治家的怀抱中自由出来。国家及其无处不在的官僚机构常常窒息学术的自由，不让透入一点新鲜的空气。相对于19世纪而言，这种自由现在已经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实现。学术自由还意味着要从大学里的各种束缚中挣脱出来。洪堡认为:“知识的自由不仅受到政府的威胁，还受到大学知识机构自身的威胁，大学的知识机构愿意接受他们最初的特定思想，急切地扼杀另一种思想的产生。”
　　然而，学术自由也不是指教授在教学中的明显缺点都没有人可以指正，这是大学自身的责任。大学必须不断地改进自身的质量，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常常很不轻松，因为它需要大家的努力，尽善尽美是永远也做不到的。但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有追求完美的目标，可惜现在世界上许多大学都放弃了追求完美的目标。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现在大学和政治家都在担忧一种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的不均衡:学生的数量和注重研究型大学的能力。质量和数量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关系。毫无疑问，目前要紧的是让大家接受这样的教育观念:教育是一种自主学习的方式，一种理解、认知的方式。培养继续进行自我学习的能力要比在头脑中累积堆砌大量的知识重要得多。这里唯一的问题是，大学并不总是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最后还有一个社会的承受能力问题。如果注重研究型的大学里学生数量过多，那么经济学家经常提到的人力资本投资恐怕就很难做到优化了。数量过多的学生会削弱研究型大学吸引天才学生和培养他们追求卓越的能力。同时，大学会忽视对缺少某些天赋的学生的培养，因为它全然没有准备好或者根本就不愿准备。如果一所大学的负担过重，是不能促进追求卓越这种文化氛围的。
　　洪堡坚持大学需要一种独立的措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根据洪堡关于“免于分心的自由”设想对这种独立进行了定义。当代世界所有的教授和学生以及大学本身一直被各种因素分心，这让他们处于遭受干扰甚至追寻干扰的境地。
　　诱惑是永无止境的。人们期望大学及他们的合作者加强科研，培养人才，贡献社会，将职业专长用于商业活动，推动改革进程，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社会条件，提高生活质量，以及获取外部社会更多的科研资助。人们对大学的性质提出质疑已不足为奇。
　　目前的问题不仅是外部环境对大学的诱惑，而且大学往往自发地倾向和接受诱惑。很多教授，包括大学本身甚至有些学生常常被这些诱惑带来的名与利所吸引，并且认为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国家的命运(可以指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依赖于接受报酬的专家意见，那么教授与学生共同研究学术的时间都得用金钱来衡量。如果我们不对此进行限制，甚至接受它，终有一天我们将会抱怨大学正在失去作为一个公共学术机构的特征，偏离它的主要任务。这种“分心”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
　　以技术转化作为主要源泉，高校和工业界的密切协作已经成了全球化的趋势和要求。像我开始谈到的，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联系可以视作这种协作的典范。这是无须争论的，比如北加州(Northern　California)就从许多大学中获益匪浅，这当然包括加州大学，包括大学渴求同工业界的合作。举个例子，在50年代，由于与斯坦福大学临近的斯坦福科研园的创建，斯坦福大学和商业界的联系变得非常容易。我们付出了巨大努力来保护专利和版权。1995年在硅谷的高技术公司的盈利就达到850亿美元，据估计，这些利润的62%来自这样一些公司——他们的创办人曾经同斯坦福有着各种联系。他们还为社会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这还不包括斯坦福和其它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国或世界其它各地的商业贡献。
　　通过设立斯坦福综合系统中心这样的机构，我们明确建立了大学与工业界之间的合作。然而这种合作相对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时间投入。综合系统中心隶属于大学，在校园拥有自己的综合建筑，以及软件和硬件系统，中心有40名教授，200名学生(大部分是博士研究生)，有差不多10个学科领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15个电子企业的代表处设在该中心。中心通过来自大学和工业界的研究人员的共同讨论来决定自己的优先研究领域，工业界的研究人员通过在中心工作一段时间可以增长学识，而博士研究生可以到公司来完成自己的实习任务。
　　这种合作对大学来说不是“分心”，而是一种丰富，因为大学可以向工业界的合作伙伴学习。这也是斯坦福成功的第四个关键因素。这种联系和合作增强了企业精神和技术转化，是“亲身体验的运动”的认识。这种平等的相互影响正是斯坦福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塞克西安(Annalee Saxe-nian)在这一点上对硅谷有一个很有见地的总体评价:“硅谷有一个工业系统区域网，它鼓励相关技术综合系统中的专业生产者共同学习，相互之间灵活适应。这个地区稠密的社会网络和开放的劳务市场鼓励企业和科学实验的结合，公司在激烈竞争的同时又在相互学习，通过非正式的交流合作来开拓市场和更新技术。这种松散的团队结构有利于公司的各部门之间以及与外界供货商和客户之间平等地交流。在这个网络系统中，各公司中的功能范围相互渗透，公司与商业团体和大学这样的地方机构也是相互渗透的。”
　　然而，千万不要有过于简单化的期望，商界应该是相互渗透的。注重研究型的大学在革新方面的优势就是制订计划，坚持开放，斯坦福一直保持了这种开放性，我想这也是斯坦福成功的第五个因素。
　　如果一所注重研究型的大学要依赖于商业产品开发或者政府工业政策的驱使，那就失去了它的优势，也失去了它永远不懈的探索和对知识的追求。工业界对学校的经费支持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决不能取代国家的基础研究基金。基础研究是一种公益事业，而商界是以赢利为目的，只能对其以有限的资助。但是政府对这种认识遗忘得太快了，特别是财政紧张时期更是如此。斯坦福从二战时期就开始从事政府基金支持的基础研究了。
　　　　　　　　　　　　　　　　　　　三
　　21世纪即将来临，为对社会的福利作出贡献，注重研究型的大学仍要努力向19世纪初就制定的理想目标前进。然而，今天的大学已经受到信息技术的深刻影响，我们要超出洪堡与斯坦福大学和北京大学创始人的思维来重新定义大学以及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信息技术发展如此迅猛，以至于我无法将斯坦福大学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的优势作为它成功的诀窍之一。我能说的是，与我在前面提到的斯坦福成功的五个因素一样，信息技术对大学的未来将是至关重要的。
　　对信息技术我集中谈四点。首先，Internet是一部信息百科全书式的资源，是图书馆，也是档案馆。今天，有关科学、人口统计、经济和政治信息的数据库就像法律条文一样在世界上无处不在，世界各地的科研工作者也不用奔波劳苦，在网上就可以查阅许多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世界上各种学术期刊和印刷品、各种文学作品全集也可以在线阅读。各种资源遍布世界，政府的全套文件可以找到，照片可以复制、电影和音乐可以下载。数据库可以进行分类搜索，因为各站点的连接非常容易。对研究者来说不久前还是梦想中的事，现在就已变成现实。Internet是一个惊人的奇迹，它正在无限地、开放地和蓬勃地发展着。从大学的角度分析Internet，作为一个信息源，它就好比一座图书馆和档案馆，但它并不需要在校园占有一定的空间。因此，大学提供知识和组织信息的功能，将会部分消失。
　　第二，由于有了新的通信手段和方式，教学的领地将随之发生变化。在不远的将来，教师在课堂讲台上讲授将由在虚拟教室中教师和学生的双向交流所取代。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Internet既解放同时又威胁着注重研究型的大学。由于时空限制的减弱，过去学校教学所受的束缚也将随之消失，像在线教学这样的奇思玄想将要变成现实。在斯坦福大学，我们通过网络向全世界有天分的高中生传授他们学校无法开设的像高等数学这样的课程。这种课程数量在Internet上正在持续增长，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名学生，只要付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在提供“网上课程”的大学注册入学。这将掀起一场国际性的竞争浪潮，并且很难用鉴定和考试垄断进行遏制。鉴于前面我已经谈到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联系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接受这种与现实大学等价的虚拟大学的发展。
　　第四，由于全世界的学者与学生之间的电子邮件通信联系，新的科研成果得到及时交流，研究中的弄虚作假会被立即揭露和反驳，身处不同地区的人们可以同时参加学术研讨会。这样一来，所有大学间的围墙将被打开更多的缺口。我欢迎这种进步，这一发展已使一个古老的梦想变成现实:一个世界性的“知识共和国”，一个全球性的“学者共同体”由此应运而生了。
　　当我们完成所说所做的一切之后，最终评判大学的还是要看它的科学研究对人类幸福所作的贡献。在这一点上，21世纪大学还是要用传统的准绳来衡量。
　　1954年，斯坦福的校友、美国前总统胡佛在接受Tübingen大学——一所可以追溯到1477年的古老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时，曾经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学要突出特色和明确自己的责任。胡佛说:“我们通过各大学间自由交流的思想之梭编织宏伟的知识画卷。由我们的学术传统发展形成的教育体系，能够特别有效地发现杰出人才，并将他们置于一种有利于培养创新思维的良好氛围。”
　　从我们的大学、学院和实验室里涌现出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将这些发现应用于产品和发明则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任务。如果我们不挖掘纯粹科学的重大发现的源泉，应用科学的河流就会很快枯竭。正是由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双重活动，才得以形成波澜壮阔的幸福之河，将健康、舒适、美好的生活带给全体人民。
　　今天，我力图强调斯坦福大学作为这条伟大河流的一部分，毫无秘密可言。有的只是奋力坚持一所注重研究型的大学的基本目标和特色;在教学与研究中树立追求一流的意识;在无数的诱惑面前把握科学和研究的联系;自由制订研究计划;积极寻求工业界的合作，以丰富研究的进程而又不偏离学校的方向;保持一个相互渗透的环境，以及坚持研究的开放性，以把握机遇，不断创新。这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成功之道。（作者系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