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在建设过程中,也伴随着不同的理解和主张,一度形成讨论的热潮。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前校长、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的观点颇有影响。今天,在“新论竞出”的热闹场面已经不再,而一流大学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的新形势下,对杨福家教授关于一流大学见解给予思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一流大学不一定是“综合大学”,但一定要“特色鲜明”
　　杨福家教授对于意欲先形成若干所大而全的综合大学,然后再向一流大学推进的做法很是不以为然。他说:“近几年,我国大学都以‘大’为目标。有一段‘并校’风盛行,不光是追求规模大而已,办学思路上也主张大而全,所谓‘一流的大学必须是综合性大学’,后来又提‘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医学院’,还有人提出‘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文学院’,各个大学都提出向研究型、综合型迈进。其实,没有必要都那么‘大’,都向一个目标前进。”不同的大学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准确定位。
　　杨福家教授举例说,美国耶鲁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领袖式人物,它已经培养了5位美国总统与一大批美国大公司总裁;麻省理工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先进科技的先驱者;史密斯学院培养出了众多的美国著名女士;纽约服装学院培养出了很多世界一流的服装设计师;英国剑桥大学培养出68位诺贝尔奖得主;牛津大学培养出整个20世纪仅两位除外的英国首相。总之,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好比一支乐队,不应该只有钢琴,也应该有小提琴、大提琴,这样才能演奏交响乐”,“不同学校应发不同的音,站不同的岗,只有这样,才能奏出动人乐章”。可见,一流大学与“综合大学”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杨福家教授坚信,一流大学不一定是“综合大学”,但一定要“特色鲜明”。“一流大学可以有医学院(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也可以没有医学院(像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一流的医学院可以在综合性大学里面(像约翰?霍布津斯医学院、哈佛医学院),也可以独立存在(像美国德州大学体系内的‘西南医学中心’就是一所独立的医学院校,它拥有4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5名美国科学院院士、15名医学科学院院士、12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有的评估组织把它评为在世界上排名第34位的名校)。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为什么我们的大学都要朝一个模式发展呢？”
　　杨福家教授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追求质量精品,防止盲目求大。其有效措施就是限定发展规模,控制招生数量。譬如连续6年在美国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目前只有6 677名学生,其中大学生4 678名,研究生1 999名。作为美国火箭发源地的加州理工学院,学生规模一直控制在2 000名左右。该校董事会在建校时明文规定:“不管什么人做校长,都不能扩大它的规模”。2005年,该校大学生、研究生共计2 172名,目前已经培养出31名诺贝尔奖得主和一大批杰出人才。“小学校,做大学问,就是特色”。
　　大学是储英育才的专门场所,是一个庞大的以知识生产与科学创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智力发动机”。大学学科专业与研究机构的设置,应该根据自身的传统与特色,依照社会的需求与实际可能,有所选择和侧重。当代大学要防止盲目“求大”,而应凸显“鲜明特色”。
　　二、一流大学不一定是“大楼林立”,但一定要“大师云集”
　　针对一些高校建设中的“圈地潮”与“造楼热”倾向,杨福家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建世界一流大学肯定不是靠大楼!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并没有校园面积或校内建筑面积这类项目”;“针对各校实际情况适当改善办学条件是必要的,特别是由于历史原因,不少高校欠账很多。例如,在评审进入‘211工程’的高校时,专家们惊讶地发现,像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教学科研用房居然只有17万平方米!”他认为,花大力气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完全应该。地方政府帮助高校扩大校区的行动也应赞扬。但是,今天很多学校大兴土木,全国搞这么多大学城,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与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没有必然联系。他又举证:“2004年与哈佛并列世界第一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6 500名学生)占地1 820亩,哈佛大学占地2 300亩(近两万名学生);世界大学排名在100名之内的诺丁汉大学(含农学院)占地3 400亩。比复旦年轻6岁的香港大学,无论建筑面积,还是校园面积,都远低于15年前的复旦”。
　　那么,建设一流大学究竟靠什么呢?杨福家教授引用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话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诚然,建设一流大学离不开必需的物质设备,但是,“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纵观当今世界著名大学,哪里有良好的研究传统,哪里有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哪里就会吸引住一流人才,自然也就成为科研成果源源不断的知识创新中心。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顶尖人才的流动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趋势,一流的创新人才已经成为决定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最关键的因素。”
　　为了深刻阐释一流大学一定是要“大师云集”的思想,杨福家教授列举了相关大学借助“大师声望”吸纳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学科的成功典范。譬如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UTD),原先是一所不大起眼的非一流大学。2000年12月,有着广泛社会关系背景与格外尊重学术人才的冯达旋教授,在公开招聘中被选聘为该校主管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副校长以后,积极引进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艾仑?麦克迪尔米德(Alan Macdiarmid)教授。在麦克迪尔米德的带领下,达拉斯分校一批教师关于纳米科技成果的文章相继在美国权威杂志《科学》、《自然》上发表。结果,“在3年前,UTD竟无一人去参加纳米科技的一个国际会议,3年后,在他的带领下50人(可称为一个‘军团’)去参加同一个会议,并做了1个主题报告,5个大会报告。”正是冯达旋副校长努力营造了一个和谐、友好,既宽松又有竞争力的科教环境,加上冯达旋教授对人才的尊重,吸引了麦克迪尔米德教授,麦克迪尔米德教授深有感触地说:“一所大学的质量并不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教学大楼,也不取决于它的实验室和图书馆,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但决定科学研究水平高低的关键在人。一般来说,即使有风景如画的校园、汗牛充栋的图书馆、装备精良的实验室,但要是不能将最优秀的师资和一流的学生吸引到这些建筑物中来,那只能是金玉其表。”
　　三、一流大学不一定是“研究生多”,但一定要“科研领先”
　　有一种看法认为,一流大学的“研究生一定要多于本科生”。这致使某些“211工程”大学为了挤进“985工程”,及早创一流,干脆停招某些学科专业的本科生,而争相扩大硕士点与博士点,设置博士后流动站,专门承担培养硕士生、博士生与博士后人才的任务。
　　2003年10月,杨福家教授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谈到,现在有些地方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成倍生产”,“有的导师一带就是二三十个学生”;“有些媒体认为,大学研究生数量比本科生多是好事,我不赞同这个说法,这样的招生规模,不但会造成过剩,也容易造成学生质量的下降”,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大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
　　杨福家教授认为,将研究生与大学生之比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太荒唐。普林斯顿大学6 670名学生中仅有1 900名研究生,这并不妨碍它稳居世界顶尖高校的行列。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也是如此。令人费解的是,在一些实际工作领域,如临床医生、企业管理,完全没有必要取得博士学位。“在英国的医院里,有博士学位的医生只占10%,主要是搞学术研究的,或者因为工作特殊需要而再读一个物理硕士或博士(专长于特种仪器)”。“世界上的一流大学,之所以称为一流,除了有大师外,最重要的是有一批从世界范围挑来的、风华正茂、思想敏锐的优秀博士生。他们在充满好奇与激情、充分发挥民主的欢乐集体中,沉醉于科学前沿的难题林海中,日夜奋斗!”
　　毫无疑问,“科研领先”是衡量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杨福家教授强调:“要认识到,能否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其关键在于科学研究。在一流大学的几个重要的标志(具有一流的教师队伍,培养一流人才,创造性地丰富人类知识宝库,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献计献策)中,没有一项不与科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怎样使“科研领先”的原则在创建一流大学中落实呢?杨福家教授认为,这就必须继承大学文化,弘扬大学精神。他指出,大学不仅仅是客观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大学的物质存在很简单,仪器、设备、大楼等。然而,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他进一步概括大学文化的特性:大学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大学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共性,其核心与灵魂则体现于大学的精神。这是很有见地的。
　　大学文化和精神是一种历史的相继累积与传统的不断革新。1809年,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时,提出了著名的“大学三原则”,即通过研究进行教学,教学与科研统一,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自此,大学走出了“只管教学”的单一模式,教学与科研成为大学的“两个中心”。1862年,美国颁布《莫里尔法》,一批为农业和机械制造业服务的“赠地学院”应运而生,大学又从“两个中心”形成了“三大功能”,即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到了20世纪50年代,弗莱克斯认为,“新的时代总是根植于过去,古圣先贤积累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大学为保存这些人类的文化精华,就表现出保守性……这就是大学的‘落后’(social lag)。落后并不一定是有害的。大学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对社会风尚保持合适的批判性的抵制,有助于避免愚蠢的近乎灾难的莽撞。”这就使得现代大学表现出“引领”与“保守”、“创新”与“传承”、“适应”与“落后”的双重特性。
　　杨福家教授认为,大学文化和精神的核心与灵魂就是追求科学、崇尚学术。因为科学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因,而学术则是持续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指路明灯。“人的本质不在于创造出来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精神。看他有没有这种追求,有没有这种梦想,没有追求、没有梦想就不会有所成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有一个梦’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成为世界十大名言中的第一句的原因”。现代大学不能跟“风”,大学里的讲师、教授和学生应该具有追求科学、崇尚学术的文化和精神。
　　四、一流大学不一定是“经费充盈”,但一定要“以人为本”
　　在我国经济还并不十分富裕的情形下,某些地方出现了“贷款扩校区”、“举债建大楼”的现象。对此,杨福家教授感到很是有悖于“常理”,因为创建一流大学不只是“钱”的问题,而要看这个“钱”怎么花,花在什么地方。他举例说,日本东京大学的物理楼,比当年复旦大学的物理大楼差远了;居里夫人工作过的大楼很破旧,走在楼梯上会吱吱做响;剑桥、牛津处处是古老陈旧的建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是由于人家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到人的身上。大与豪华和一流并无必然关系。
　　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最关键的是体现在人上。“‘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用来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一个待点燃的火种’。教师的职责就是帮助学生把火种点燃。牛津大学也有句妙语‘导师对学生喷烟,直到点燃学生心中的火苗’。每个人的火种是不一样的,需要靠同学的力量、靠家长的力量、靠教师的力量一起把不同的火种点燃”。
　　杨福家教授主张,一流大学应该具有大爱情怀。他说:“大学,不仅仅是大楼的集合体,更是大师的聚集地,还是充满着大爱的群体”。那么,“什么是大爱?让人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这就是大爱;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氛围,这就是大爱”。他多次强调,大学对教师和学生的这种大爱情怀,是他们体现人文关怀、奔向一流之路的强大精神动力。
　　杨福家教授是我国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位具有独到见解的探索者。他敢于说真话,善于摆事实与讲道理,据实立言,从而阐述了“一流大学”建设的见解和主张。杨福家教授的思想主张,应当是当前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合适价值取向。（作者系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