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府已有上百年的经验,但在今天却不那么容易做到使校内两类学生和两类教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共存产生富有成效的结果。学生选择不同的道路已有数年(其中至少有本科生阶段的两年),而教学研究人员的学术生涯则处于定位不同的两种制度之下:法国的大学尤其是巴黎大学从1968年以后往往被分割成几个专业大类(自然科学、法律和医学)。1939年成立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也同样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学科集中在两大部门,而自然科学则有五个部门。再则出版物制度也不相同:用法语写的出版物以及著作的出版所产生的后果使得“文科”研究人员在英美的著作统计数字里被遗忘而不为人所知。
　　由国民教育部着手组建的高等师范学校领导机构于1999年进一步确认学校拥有一个文科部门和一个理科部门。“部门”一词的军事色彩事实上是不够恰当的。高等师范学校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其鲜明特色:文科四分之一的学生是通过一种会考后录取的,会考除了文学、哲学和历史三篇大作文以外,还包括一项严格的数学考试;值得提及的是高等师范学校内部拥有一个大型综合性图书馆,所有学生都可以直接接触各类书籍,而这引起了学生学习方向的一些改变,学数学的转向哲学,学地质的改学社会学。
　　我在此简要地介绍今天高等师范学校人文和自然科学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四个主要方面:
　　教育理念方面经验的交叉
　　拉伯雷所描绘的特雷姆修道院依然是高师教育一贯追求的目标:一种自由的和个性化的教育,也必然是多学科性质的。辅导制度是这种教育的主要原则,但必需注意在学生的自由和辅导老师的自由相辅相长的情况下,个人主义只有通过学术而不是其他途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20年前,高等师范学校的领导出于担心一些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开始离开学校流向“具有竞争性”的院校,决心向辅导老师和学生提供帮助,向他们建议一项进入写博士论文阶段前三年的培训“菜单”,这就是所谓的准博士学习阶段。潜在的危险在于,为了保持内容丰富的菜单的困难的平衡而追求尽善尽美,势必导致大大减少学生凭兴趣爱好自由做出选择的机会。自由和个性从而让位于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学派的创立,而这可能会产生令人大为赞叹的结果(看看高等师范学校的数学和物理研究成果就知道了)。我们当前的行动准则是,提供这种培养人才的“菜单”给我们的学生,是作为跳板,而不是模子,但绝非强加于人。第二个纲领性的做法更加强了这条准则,这就是让其他高等院校或者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多种和经常更新的教学研究人员参加到高等师范学校的队伍。我们向他们提供活动空间,其工作环境因各学科所有同事积极合作的态度以及学生的高素质而变得十分优越。作为交换,这些人员应跟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一样承担对师范生的指导任务。这种“外部”的辅导力量完全纳入到内部的辅导体制,而不是互相对立,如同以前文科里有时出现过的那种现象,即高等师范学校的辅导老师和负责指导硕士论文的外校大学教师可以相互不打交道。
　　专业领域的交汇
　　高等师范学校在近两年成立了互动的三个空间,即一个认识论学科部,一个环境学科平台和一个科学历史和哲学课题组。我们的目标不在于使这些机构的学生都成为所谓新兴学科的专家,更不希望他们一进入高等师范学校就一头栽进去而排斥其他的培训方式。我们倒更主张一种“主修”和“副修”模式的运作方式,欢迎在这三个多学科领域之一学习的学生也同样热心于在一个传统的科系里学习。这实际上是这些空间得以保持其交叉路口地位的一个条件。
　　其中建设最先进的首推认识论学科部,因其成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参与其中的有一些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的小组,一个模式设计理论家小组也参与其中,我们将会注意不让这个小组成为一个高高在上没有围墙的城堡尖塔。这个学科部的建立还给高等师范学校招聘进来了几批高水准的人才,也出现了由生理学转向综合神经生理学这样的例子。这个学科部目前正在准备成立语言学和生理学两个欧洲硕士学位,即被称为“大脑研究”的学科。这些建设的作用在于调整科学光谱的宽度,不致因开放性而牺牲掉专业性!
　　环境学科平台已在离巴黎一小时路程的枫丹白露附近拥有了一个实验基地,在于勒姆街建立的一个工作场所将围绕环境整体治理这个课题实现地球、大气、海洋物理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的合作。
至于科学历史及哲学课题组,它的成立将会推动把分属于古代科学、科学社会学、工业科学等的藏书都集中在于勒姆街29号新成立的图书馆,这将有助于把巴黎丰富的有关专家组织起来,成为国际上更加引人注目的人才荟萃之地。
　　科学和社会
　　较之于科学历史及哲学的课题组,这个主题是镜子的另一面,把思考和日常生活分隔开来。很少有科学家、学者,不论他们是如何卓越超群,能够做到在他们整个职业生涯中免于卷入世上的纷争和受到情感的冲击,而且任何会考,那怕是最负盛名的会试,也不能把这些都先天地测探出来。因而精英主义的要义不在于声称一群备受疼爱的学生将会变成一群精英科学家,而在于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寻找培养成为精英公民的途径,将他们通过研究取得的扎实的培训成果造福于社会。如果我们没有透过学术界周边架起的镜子的意志,那我们只要关注一下研究人员的伦理问题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有更大的雄心,意图为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去认识因新的科学事实引进我们的世界而衍生的复杂现象。而这要通过个案研究、应用研究来实现,在这些研究中让尽可能多的观点去交锋。为了使这项工作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我们在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了对所有学生开放的法律课程,他们将从比较学的角度去学习各种法律,并视之为社会组织的基石。
　　鼓励创造精神和艺术的中介作用
　　师范生往往是一些剧团的创始人,有些人还成了职业导演,甚至专业演员。有些师范生是作曲家、诗人甚至是芭蕾舞演员,但同时也是数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音乐学在高等师范学校里是一门正式的大学学位课程。学生既可以师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EHESS)的音乐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可以经常接触到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或者声学-音乐研究和协调学会(IRCAM)的音乐家。艺术史还不是正式的大学学位课程,但这门课的开设却颇受听众的欢迎。这门课还通过面相学、自然科学的图解以及早已成为科学成果的各种素描和草图(雷奥纳多?达?芬奇就是一例)等等,乃至在科学著作里运用插图和图表的方式,勇敢地去触及科学的领域。刚成立的电影研究大学讲座,讲授的电影史同时也是电影拍摄和蒙太奇及其知识背景的历史。
　　我们把这些丰富多采的学科集合为“艺术的跳板”,一座在高等师范学校内部打通历史、文学、哲学、手稿研究、认识论研究的桥梁,也是通向外部世界(上面已提及的声学-音乐研究和协调学会和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CNSMDP)、舞台布置和造型艺术方面的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校(ENSAD)、电影方面的欧洲图象和音响职业基金会(FEMIS)的桥梁。在我提交给北京师范大学的另一篇稿子里,我提到涉猎艺术会给一个科学家从事的职业本身带来怎样的影响。将高等师范学校与罗马的梅迪契宫(Villa de Médicis)结成伙伴关系将是上述做法的象征。
　　作为这篇关于一个独特大学里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者现状的短文的结论,我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学科)的分界线也许不在学校传统为它所规定的地方。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难道是比生物学更少自然的科学?或者说,这种划分只不过是激进二元论留下的痕迹。生物学带动化学,正如地理学邻界地质学,进而接近物理学一样。我们难道应把所有的研究都放在同一地位上,如同许多观察的科学和专门的修辞学那样?难道没有除了修辞学以外的其他才能可以作为共同因素放进培训中?我建议要突出阐明三种“艺术”:模型的艺术,它通过数学的应用和风格的研究得以发展;模式设计艺术,那是理论物理学家以及语言学家的专长;特征的艺术,是复杂性时代最终的再发现,现已成为信息学家的专有领域,而长期以来一直是哲学家的专有领域。（作者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