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办学理念是指大学人对大学如何运作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有关的大学教育思想观念。在本质上,办学理念是指要把一所大学办成什么样的大学。从哈佛大学的成长轨迹看,大学办学理念的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社会环境的影响
　　大学的办学理念并非纯粹抽象的概念。办学理念必须放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作为艰难发展过程的结果来看待。在办学理念的演进中,有许多因素对大学的办学理念产生着影响,其中首要的因素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英国著名高等教育家阿什比指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同时,阿什比还指出:“在过去,每所大学都是独立的有机体,各按其内在规律去吸收营养和发育成长。如今的大学已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绝对不可缺少的事物……它们在向前演化的过程中,正经历着遗传体系经常遇到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它们本身必须改变以适应社会的新形势,否则将遭受社会的抛弃;另一方面,它们在适应社会的改变中,又不能破坏大学的完整性,不然将无法完成它们所承担的社会职责。”
　　大学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是一定社会中的大学,因此,大学总是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19世纪之前,大学更多地按照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向前演进。大学往往被视为“象牙塔”。“象牙塔”的存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当19世纪以来,大学作为“象牙塔”愈来愈多地遭到社会的诟病。大学为了自身的发展,就必须适应社会的要求,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
　　从哈佛大学的发展来看,早期的哈佛学院几乎是英国大学在美洲的复制品,在一个多世纪里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到18世纪中叶,随着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学院也开始出现了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反映欧洲自然科学成就的自然科学教育开始进入高等学校,学院从办学目标到课程设置都作出了相应的调整。独立战争后,美国民族独立意识高涨,法国启蒙精神和民主思想充满校园,洗刷了哈佛的殖民性,冲淡了哈佛的宗教性、贵族性和古典性。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科学运动的勃兴,哈佛大学面对新的社会环境,不得不逐渐放弃古典主义传统,通过改革使自身不断适应社会环境的要求。这一时期哈佛大学的改革步伐虽然是缓慢的,但是,它毕竟是在调整自身,力求与社会环境相适应。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政治形势急剧变革,资本主义农业和工商业突飞猛进,科学文化日新月异,德国现代大学思想广为传播。社会环境的变革对大学的改革十分有利。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有利的社会环境面前,哈佛大学确立了大学为国家服务的理念,全面推行选修制,开展研究生教育,确立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全面改造专业学院,使哈佛大学由一所地方性院校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现代研究型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和文化的发展,哈佛大学及时调整自身的办学理念,不断调整和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及其相应的课程设置,使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同时冲破狭隘的地方主义的束缚,确立国际教育理念,将教育视野由一国扩展到全球范围,从而逐渐成为“全球专家国际服务中心”。从哈佛大学办学理念的演变来看,哈佛大学是在不断适应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需求为哈佛大学办学理念的确立和调整提供了条件。
　　但是,虽然在现代社会,大学作为“象牙塔”的传统已成昨日黄花,社会要求大学超越“象牙塔”,以更主动的姿态全面为社会和国家服务,这并不表明大学就不需要其“内在逻辑”了,大学一切以社会的需求为转移,成为一个随波逐流的社会组织。尽管哈佛大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办学理念,以适应社会和时代变化的要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哈佛大学始终把自身看作是传播知识和发展知识的场所,看作是培养和训练高级人才的基地,教育功能是大学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功能,是其他功能所不可替代的。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哈佛大学始终没有将自身等同于其他社会组织,始终没有放弃自身的根本使命。正如博克所指出的:“我们需要说服公众并时时提醒我们自己,大学不是营业性公司,不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不是急于在世界上用强力推行自己的社会公正观点的军事机关。许多组织可以提供咨询服务或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或开发新的产品,或推行军事目的,但只有大学或类似的学术机构能够发现为提出创造性解决办法作基础的知识,只有大学能够教育出永远作出批判性决定的人”,“不论我们认为人的历史是单调的或是狂暴的,有两个事物总是新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个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校的年龄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它热切地追求这两件事物,它就永远不会衰老。随着时代的变迁,为达到目的使用的方法可能变化,但目的本身是永远不变的。”
　　二、大学校长的影响力
　　任何一所著名大学的发展总是与其著名的校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曾指出,大学要在面临现代社会的多种挑战之中取得成功和进步,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大学校长能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
　　从组织学角度看,组织的权力配置不同,组织的行为后果也不同。也就是说,组织的权力构成影响其作为系统的活动,以及所发生的变革类型和所贯彻的价值观念。阿什比曾指出:“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最高行政首脑,其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虽因国而异,但是,随着现代大学行政管理的加强,大学校长的权利也不断得到增强,其对大学办学理念的影响也更为直接和重大。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大学的权力构成中比较重视校长个人的作用,校长作为董事和学校最高行政首脑的作用就格外重要,加上美国大学校长没有任期的限制,因此,大学校长往往能够创造性地管理和经营自己的大学。正如伯顿?克拉克所指出的:“一些国家的高教系统中几乎或完全不存在高于学校一级的正规的协调组织。在这些系统中,学校和分校一级的协调组织起着格外突出的作用。把持学校和分校层次的人物—董事和校长及其手下的领导班子—这时就是想撒手不管也不成,他们不得不负起自己的责任。他们不是国家的左右手,也不是教授们的代表,而是货真价实的领袖—自治单位的头儿。”
　　哈佛大学由一所殖民地时期的单一的封闭的学院成长为一所独具特色的世界一流的大学,其演进的历史就是其办学理念的变迁史。而哈佛大学办学理念的变迁又是与哈佛大学著名校长的作用密不可分的。
　　在哈佛大学发展史上,发挥关键作用的校长往往能够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恰当地提出大学发展的目标,引导大学向前发展。
艾略特是在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哈佛大学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之时而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对于哈佛大学的现状和未来,艾略特居安思危。他指出:“一所大学出现停滞现象是十分可怕的,假如良好的过去使我们满足于现状而不思进取,那将尤为可怕。”艾略特高瞻远瞩,充分把握了时代的精神,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改造哈佛大学的目标,将哈佛大学带入了现代大学的行列。艾略特在哈佛大学的改革,其过程是艰难的。艾略特的思想遭到了来自校内外保守人士的强烈反对。在各种激烈的反对意见面前,艾略特毫不退缩,以坚定的改革信念坚持改革的主张。艾略特一方面在各种场合阐述自己的改革理念,努力使人们理解他所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另一方面,艾略特深知,如果不能将自己的主张转变为哈佛全体教师的共同意愿,改革将会举步维艰。因此,艾略特展开了一系列的说服工作,通过赢得大多数教师的支持而使改革不断深入。莫里森曾这样评价艾略特:艾略特不是独裁者,他所需要的是共识,而不是强迫改革。在艾略特实施改革的年月里,他与教师们建立了真诚的人际关系,也成为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当艾略特于1892年开学之初宣布“我认为我们现在已建成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时候,显然,这种改革的成果是来之不易的。艾略特之所以能够取得改革的巨大成效,不仅与他具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明确的改革目标有关,也与他的领导艺术有关,更与他的坚定的信念、坚持不懈的精神有关。
　　劳威尔出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正是美国成为资本主义最强国之时。当时的哈佛大学历经40年的改革和发展,成为美国大学的佼佼者,并得到了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承认。但是,劳威尔并未止步不前,而是继续谋求哈佛大学的发展。劳威尔始终十分重视本科教育的质量,针对自由选修制所存在的缺陷,力求以秩序平衡自由,在相对稳定中求发展。本科课程的集中与分配制度、荣誉学位制度、导师制度和住宿制度成为劳威尔治校的重点。劳威尔深信,本科生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和基础,大学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本科教育的质量。鉴于这种理念,劳威尔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本科教育的改革上,对各专业学院采取给予更多自主权的方式进行管理。通过劳威尔的改革,哈佛大学本科教育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达到了以秩序平衡自由的目标。莫里森教授这样评价道:“劳威尔积极而不懈地改进本科教学和说服本科生致力于有价值的智力生活的努力,使哈佛大学在他执政时期成为令人兴奋的教与学的场所,吸引了年轻一代为之而献身”。
　　科南特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期,根据美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将提高哈佛大学的学术水准,保持哈佛大学在美国大学乃至世界大学中的学术领先地位,作为始终如一的办学宗旨。他制定了以学术水平为唯一标准的严格的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确定了主要以学习成绩为标准招收学生的制度。在提高本科生录取的学术标准、控制本科发展规模的同时,鼓励各研究生院的发展,提高研究生的比例。最为重要的是,他将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置于哈佛大学的中心地位,强化了哈佛大学的科研职能,重振了哈佛大学自艾略特时期确立起来的学术声誉,最终将哈佛大学办成了一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当美国经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重大危机的时候,科南特领导下的哈佛大学与美国承担了共同的命运。哈佛大学通过密切为国家服务,以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和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帮助国家度过了难关。通过密切为国家服务,哈佛大学自身也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
　　博克校长同样是在哈佛大学处于极端困难时期而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一职的。作为美国当代高教界最为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活动家之一,博克努力探索,积极寻求改革,经过20年的苦心经营,创造了哈佛大学又一个辉煌时代。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环境,面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校园骚乱对大学冲击所造成的影响,博克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寻求大学的凝聚力上。博克“真正追求的是被利益集团的政治手段和现代经济人国家所破坏掉的凝聚力。为了这一目的,他呼吁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学术指导,因为伦理选择首先包括了‘一种努力,在行动时小心地关照别人的正当利益’”。这一理念充分体现在核心课程体系中。博克不仅推动了哈佛核心课程体系的建立,而且推动了各个专业学院的改革,强化了哈佛大学的公共关系。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博克重塑了一个新哈佛大学。同时,博克也以其敏锐的政治头脑和超群的能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敬。博克在哈佛大学获得的成功,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即“大学真正的力量来源于个人理念的力量,而不是它们的文件夹或是采购办公室的作用”。
　　可见,哈佛大学的发展是与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著名校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校长不仅是各个学科领域的著名的专家,而且是出色的管理者。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校长都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坚定的改革信念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从而将大学不断推向前进。尽管现代社会更为强调民主管理,“个人魅力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观念可能已经过时了,甚至是行不通的了”,但是,大学校长在一流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正如尼尔?陆登庭(Neil L. Rudenstine)所指出的:“一所优秀大学的领导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学院院长及其同事的能力,他们以团队方式开展工作,不是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其他人去完成学校的教学和研究任务,而是采取一些措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与教师通力合作,为他们提供广泛的学术领导并指明奋斗的方向”。
　　三、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
　　大学的办学理念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美国的大学直到19世纪60年代还远远落后于欧洲的大学,但是随着19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号角的吹响,经过短短的几十年时间,美国的大学就开始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可谓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时至今日,美国涌现出了一批世界一流大学,雄踞世界各国之首。这与美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独具特色。博克曾经指出,美国自建国以来,由于文化传统渊源于欧洲,所以在教育方面一直向欧洲学习,先是效法英国模式,后又效法德国模式。除了来自国外的办学思想开阔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视野之外,美国大学在发展中还受到美国国内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些影响深深扎根于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念之中,而这些价值观念促使美国大学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欧洲大学的特点。美国大学显著的特点是自治、竞争和反应能力。
　　大学自治是西方大学古老的传统。这种传统传到美国后,很快被人们所接受,成为美国大学普遍认可的活动准则。博克指出:“美国大学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享有显著的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这首先表现在美国任何社会团体或组织都可以建立私立学院和大学,政府并不干预或限制开办大学。19世纪初,正是由于这种自由,美国出现了学院热,到20世纪初,美国已拥有1000所学院和大学。在1960年至1980年之间,四年制本科院校的数目从1451所增加到1810所。其次,美国大学的自治也表现在大学对学校内部事务的控制上。已经受到社会承认的大学,有权不经政府审查自行任命教授的权利,有权自由挑选学生,自行决定所开设的课程,有权自行分配经费。美国大学的这个特点与欧洲大学有很大区别。只有英国的大学传统上享有和美国相似的自治权,但是,美国与英国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仍然有很大不同,因为在英国,政府已成为高等教育主要财政来源,政府凭借这个条件,运用超过其应有的权力控制大学的发展。而在美国,虽然政府的影响在不断增长,但是,“由于美国大学有很强的独立性,它们除科研以外绝大多数教学活动的经费来源多样化,而且宪法保护言论自由,诸多因素结合起来使美国大学享有的自由比世界上任何主要国家的大学都要多”。
　　与大学自治特点相适应的是,美国大学具有竞争的特点。博克指出:“由于美国大学传统上有自治的特点,因而校际之间的竞争能够产生……竞争又微妙地保存和加强了学校自治这个特点。”与美国相比,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则缺乏竞争。如英国的大学表面上看来和美国相似,英国大学不仅有很大的自治性,而且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质量和名望方面与其他大学有很大差别。但是英国大学仍然缺乏竞争。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在一个靠传统和特权生活的国家,像牛津这样的学术机构没有必要竞争,不存在打算把牛津从它的显赫位置上拉下来的挑战者……牛津,不像美国的大学,不需要证实自己。作为一个公认的学术机构,牛津在国家生活中的位置牢不可变,这是自我尊严的表现。
　　美国大学以独立和竞争为特点,这两个特点决定了美国大学必须对周围环境作出迅速的反应。特别是对于私立大学而言,它们不能指望从州政府得到多少支持,必须不断与其他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竞争,争取学生和捐赠人的好感,否则就要冒衰退甚至解散的危险。正是美国大学的自治和竞争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推动了高等学校通过为社会服务而得到发展。任何一所大学面对激烈的竞争,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以不断保持自己的良好的学术声誉。大学的声誉决定着大学的沉浮。
　　哈佛大学就是在美国高等教育激烈竞争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如果说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在英国社会中享有其他大学所没有的特权,从而使得其他大学只能望其项背的话,那么,哈佛大学除了其在美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人们心目中享有一定的威望之外,别无其他特权。自美国建国始,随着国家的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新的高等院校不断涌现。这些新的院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带来了新的办学理念,从而对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老牌美国学院形成了挑战。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大学必须对周围的环境作出快速的反应,变革传统的办学理念。
　　从哈佛大学成长的历程看,美国建国初期,哈佛大学很快恢复到内战前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在1781年哈佛新校长就职典礼上,马萨诸塞州州长曾盛赞哈佛大学是令马萨诸塞州自豪的大学。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甚至把在欧洲大学学习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招回美国,送进哈佛,并称哈佛的教育是尽善尽美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说哈佛的教育比他所呆过的欧洲大学要好得多。由此可见哈佛大学当时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然而,随着一批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型大学的出现,哈佛大学以及其他的由殖民地学院发展而来的大学的地位受到挑战。这种挑战实际上是办学理念上的挑战。能否根据社会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的办学理念,成为大学发展的关键。整个19世纪上半叶哈佛大学办学理念的转变是缓慢的,然而,其他大学的发展却呈现出比哈佛大学更快的发展势头。耶鲁大学建立了研究生院,并在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占据上风,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校长的领导下,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新兴的大学如康奈尔、密执安、威斯康星、加利福尼亚等大学,摆脱传统羁绊,不拘一格,拓展新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到19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已经落后于许多大学。哈佛大学充满了危机和压力,必须改变传统落后的办学理念,才能使哈佛大学重新回到美国大学的领导地位上来。艾略特上任之初就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大学激烈竞争的形势,他向校监委员会委员和教师指出,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正在迅速崛起,如果哈佛不迎头赶上,就会在竞争中失去自己的地位。从而说服了他们支持他的政策。艾略特在哈佛大学的改革使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发生了变革。无论是在选修制,专业教育,研究生教育,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哈佛大学都一路领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科南特意识到,大学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水平的竞争。大学的学术声誉好比学术市场中的货币,有了学术声誉,就可以吸引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就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毕业生和教师的科研成果就会受到欢迎。因此,科南特坚持将科学研究放在哈佛大学工作的中心位置,坚持以学术标准聘任教师,同时提高学生的入学标准。这样,在科南特领导下,哈佛大学的学术声誉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使哈佛大学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任何机构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大学作为社会的一个学术组织,同样必须持续不断地为自身的学术声誉而竞争。竞争可以说是促进大学办学理念不断变革的动力。诚如伯顿?克拉克所指出的:“市场形式看来最不容易改变它的作用,因此它是最有可能使教育体制接受变化、适应环境的新需求的一种形式。” （作者系武汉科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