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教育改革工作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但成效不大是肯定的，否则又何须现在大张旗鼓地再次启动教育改革？
　　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起，经过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00年发展规划》、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最后到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出台的教育改革纲领性文件不下数十个，如果将教育部门历年发布的通知、文件等加起来，更不下数百，但是高教领域仍然问题多多，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接受媒体采访时总结为“官本位浓厚、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跌、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经济严重、人文精神模糊、改革步伐缓慢”，各种具体现象与事件，媒体已有大量报道（比如最近的上海名校招生门事件）。
　　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已表现出“改革疲劳症”，“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效果不彰。以往的教育改革工作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但成效不大是肯定的，否则又何须现在大张旗鼓地再次启动教育改革？实际上，2010《纲要》的核心观点与1985年《决定》并无实质不同，无非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
　　高教改革落实到操作层面，核心问题无非三个：一是谁来改？二是负责改革的人或者部门是否愿意改？三是如何改？显然，第三个问题以前两个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前提，如果没人负责、或者有人负责但是此人实则不愿改，那么第三个问题讨论再多也无济于事。很多论者的阐述都集中于第三个问题，对作为前提与基本条件的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关注很不够。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高教改革措施的主要设计者、执行者、落实者在目前体制下，当然是各级教育部门尤其是教育部。
　　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高教领域诸多问题已非一日、已成积弊，原因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未尝不是教育部门改革意愿不够强烈、说得多做得少、很少动真格。这是学术界、媒体提出的改革举措绝大部分被视而不见、束之高阁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教育部门对改革持温吞吞式态度（如此评价的一大理由即教育部门发布的很多文件根本就没有得到全面认真执行、沦为走过场的形式，作为高校的直接管理者，教育部门难辞其咎）？什么条件、什么力量才会真正触动教育部门主动、积极而不是被动地推动高教改革？
　　建国以来有两次高教大改革，第一次是1952年院系调整、第二次是1998年高校合并、部委高校地方化改革。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指出，1998年改革的三大动因是：第一，高校普遍“小而全”；第二，高校办学经费不足；第三，专业偏窄、科类单一，影响办学质量和效益。书中总结道：“不论走到哪里，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几乎成了永恒主题。这就是我国高校体制改革前面临的主要背景和状况。”可见财政压力是1998年高教改革最主要动因。
　　由此观之，教育部门对高教改革真正投入的充分条件之一即公立高校持续大面积财政亏损，以至于政府无力埋单。如果这一条件尚未出现，那么从本部门利益角度出发，教育部门自然会对高教改革采取保守与谨慎态度，采取走一步看一步、尽量放缓放权速度，保持现有利益格局，而不是主动、积极、全情投入。
　　根据教育部门重视程度、经费丰寡程度、办学层次、公有化程度等维度，中国高校可以大致分为重点大学（所谓“985”与“211”）、省属重点高校（各省一般控制在5所左右）、1999年之前举办本科的老牌本科院校、1999年后举办本科的新办本科院校、高职高专、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等大约6个层次与等级，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如西交利物浦大学等数量很少、电大与成人高校在校生远少于普通高校，两者均不予讨论。
　　1990年全国出生人口为2621万人、2000年出生人口为1379万人，2000年到2008年出生人口小幅度回升，在1600万左右，这意味着2008到2018年10年间高校生源较之2008年之前急剧减少约50%之多。假设2008～2018年高中入学比例、高考录取率等参数大致稳定不变，那么面对如此大的生源下降幅度，哪些高校会出现生源危机甚至于招不到足够学生而关闭？
　　简单估算如下：2010年全国民办高校676所（其中独立学院323所），在校生466.5万人、占全国总数20.9%。高职高专1246所，在校生966万人、占全国总数41.5%，两者在校生规模合计占全国总数62.4%。
　　民办高校与高职高专一共1922所，将各校规模视为大致相同，全国生源下降50%，意味着大约80%民办高校与高职高专将招不到足够学生而倒闭。实际上，近年来民办高校倒闭报道时有所闻，下一波倒闭的将会是办学实力较差的那一部分高职高专。
　　倒闭主体是高职高专与民办高校，不等于所有二本院校都安然无恙，新办、位于边远城市的二本院校倒闭风险会高于位于中心城市、依托老牌二本院校和重点大学办学的独立学院，也高于高职高专中的重点院校（所谓“高职211院校”）。当然上述分析是高度简化的，比如2009年出国留学人数22.9万人，占国内高校招生数的3.6%，比例低未讨论，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高职高专倒闭比例会略有上升。但是，民办高校、独立学院亏损倒闭，与政府无涉。高职高专1200多所，教职工约几十万人，与国有企业几千万职工规模无法相提并论，因此即使高职高专全部亏损，政府也有财力埋单，不足以动摇大局。
　　由上述分析可知，2008～2018年的巨幅生源下降对重点大学（“985”与“211”大学）、省属重点高校（一般各省为5所左右）、老牌本科院校等前三个层次高校基本上不会产生生源数量上的冲击，能招到足够学生，自然也无须面对财政压力。但是，中国高教改革重点、难点恰恰就是前三层次高校构成的核心高校群，特别是“211”大学。“211”大学数量不多，但是改革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示范性。
　　一方面核心高校群讨论时段内不会面临生源与财政困局，这使得教育部门丧失了最大的一个改革动力来源，如果考虑稳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高校被视为思想战线重要阵地等因素，则教育部门改革意愿势必更为低落；另一方面高教领域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面对如此局面，教育部门自然会采取支持局部改良，而不是激进、全面改革的立场与态度。南科大改革主事者和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极力主张“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一般，要求自主招生、自颁文凭，完全颠覆现有体制，无视教育部门态度，改革陷入僵局实属必然。
　　综上所述，由于可预见未来核心公立高校群不会面临招不到足够学生与财务亏损的压力，因此中国高教改革速度、深度仍然和过去一样，只会是小变、难以全变，只会是缓变、很难速变。进一步，改革还与教育部门某一时期的主事者个人理念与改革观有很大关系，而这一点显然不确定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