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安排普通高校招生计划675万名，而考生报名总数约为933万，这意味着今年全国平均录取率将或达到72.3%的历史高位。而根据部分地区的初步估计，录取率甚至有望达到90%以上。
　　美国著名学者、高等教育史学家马丁•特罗在总结了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等教育“精英—大众化—普及”三个发展阶段理论：第一，英才教育阶段，即高等院校仅能容约15%以内的适龄青年。第二，大众化教育阶段，即高校能容约15%到50%的适龄青年。第三，普及阶段，即高校能容纳约50%以上的适龄青年。
　　我国的大学招生从1997年不足5%的毛入学率，一下过了15%，后来又过了20%，现在是72%。这种跨越式的发展让高考变得“平和”了许多，挤破脑袋才能越过“龙门”上大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可以说，今日的高等教育已经初步完成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实现了“宽进”的教育改革目标，在录取率（入学率）的数字上已经顺利进入“第三阶段”。
　　但是，朝“宽进”改革的同时，却忽略了后半句——“严出”。现在，高等教育在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却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宽进宽出”。不仅是招生的条件过度的一再放宽，毕业的口子也没有严格把握，使得大学声誉日衰。
　　“宽进宽出”直接后果是大学毕业生素质的整体下滑，大学风气的败坏。对于学生而言，拿到录取通知书就意味着上了“保险”，剩下的就是“混”过四年，坐等毕业。对于社会而言，大学也丢失了学术的信誉。想想看，现在高中老师鼓励学生的话竟然也是：“现在再苦再累都不要怕，考上大学后可要好好休息好好耍了！”多么可怕!
　　在“宽进”上，我们习惯于“与国际接轨”。看着发达国家80%的入学率，恨不得毕其功于一役，一年完成。但是在毕业把关的时候，却做得远远不够。关于国外大学的“严出”，不用举过多的实例，有两个数据可以基本说明：一是因为学习压力大，每年的大学生退学率都达到了10%左右；二是标准严格，每年平均只有不到60％的学生能够正常毕业。
　　反观国内，去年华中科技大学一次清退307名“超学时”研究生的决议还在“拟清退”阶段就掀起轩然大波，显得惊世骇俗；在今年，微博上盛传某位“个性”的导师毙掉了两位研究生毕业论文，也被人归入不合“常理”而显得那么“英勇无畏”。
　　在过去短短的十几年间，“宽进”使我国一跃而成高等教育大国，同时也加速了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但必须认识到，如同举国体育制为我们带来金牌却带不来体育强国一样，我们还不是高等教育强国、还不是人力资源强国。在“宽进”之后，“严出”必须跟上，如果不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最终会在海绵吸水的扩招中迷失自我，让原本有些“风雨飘摇”的教育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