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学是国家宝贵的智力资源，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建立人力资源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是中国高等教育面向世界办学并与外界实现“强者对话”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几代文化人和教育人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夙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大学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就必须突破固步自封和画地为牢的模式，就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思维，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内部的潜力和空间。这不仅是主动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的表现，更是中国高等教育走特色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实行资源共享和合作共赢战略，不仅对大学自身的发展大有裨益，而且对中国大学的整体崛起和共同发展至为关键。
　　一、合作共赢顺应时代潮流
　　当前，大学正史无前例地变成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工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大学联合会”（IAU）把提升国家的“竞争能力”（Competitiveness）列为国家层面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首要理念。随着交通通信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都切身感受到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时代带来的巨大威力。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看，遵循“知识无疆界”的客观规律，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之路，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一流大学谋取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大学之间实施学科互补和学分互认，不仅突破学校的围墙，更可以凭借网络技术穿越地区和国界的篱笆。
　　以欧洲为例，欧洲共有4000多所高等学校，有1600多万在校大学生，其“通而不同”的高等教育区（EHEA）将于2010年正式成型。遵照“波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的精神，高教区旨在“提升欧洲高等教育的维度和吸引力，并增强与美国、亚洲等的竞争性”，学生通过“欧洲学分转换系统”（ECTS）将可以在欧洲内部进行有序流动，并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践表明，欧洲的高等教育一体化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截至2008年，该学分互认系统已经推广至2200所高校。以芬兰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国家建立了与高教区兼容、互通的二元高等教育体系，而以德国、瑞士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则计划从2010年起取消传统的学位制度，完全采用新的“3-5-8”新型学位制度。目前，欧洲的本科三年学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研究生院所认可。2004年，欧委会推出“伊拉斯莫世界之窗”（Erasmus Mundus）项目，使高等教育开始与非欧洲国家展开合作，目的是要把最好的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吸引到欧洲。最近，欧委会为8385名获奖学生和学者颁发了2009—2010学年奖学金。奖学金学生获得者来自105个国家，其中中国最多，其他依次是印度、巴西、墨西哥、孟加拉，美国、埃塞俄比亚、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学者共来自75个国家，其中美国最多，接下来依次是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些学生学者在前往欧洲学习的同时，1561名获奖的欧洲学生学者也将在欧洲以外国家的高校从事学习或教学工作。
　　从世界范围看，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除了欧洲统一的高等教育区之外，德国的“精英大学计划”、韩国的“BK21计划”、日本的“COE计划”和澳大利亚的"G8联盟”等都在各自的组织框架系统内部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科研和教学合作计划。其中，德国高等教育重塑“昔日辉煌”的愿望显得尤为迫切。海德堡大学校长彼得坦言：“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没有赶上昔日的声望。”在“精英大学”的框架之内，由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亚琛工大、弗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康斯坦茨大学组成的9校明确提出要打造“德国版常青藤联盟”（German Ivy League），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则把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作为追赶目标。而在此之前，由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阿德莱德大学、昆士兰大学、西澳大学、澳洲国立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摩纳西大学组成“G8联盟”（Group of Eight）也被公认为是“澳版常青藤联盟”（Australia's version of the Ivy League）。
　　二、合作共赢需要制度创新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革，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不能落后，中国的一流大学更是责无旁贷。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两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改革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俄为师”的院系调整，第二次是90年代以“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为特征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两次的改革除了“分”与“合”的差别之外，更重要的区别在于第一次的改革涉及到高校外部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两个方面，而第二次的改革主要触及到外部。与国外较为柔性和灵活的高校教学管理制度相比，中国高校的管理显得过于集中，条块分割现象比较严重，专业划分过细、口径过窄，学制缺少弹性，教学制度过于僵硬，学生主动选择主、辅修专业和课程的机会受到诸多限制，尤其是跨校之间的互动程度严重不足。
　　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顾问拉塞克（Rassekh Shapour）所言，阻碍学校对外界更加开放的原因之一是“学校原有结构和规划过于僵化，以致于难以同其他机构的活动协调一致；而在外界，促进这种协调化的主动性尚不够。”中国高校之间要实施资源共享，教学管理制度可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试行完全学分制。所谓完全学分制，就是在学年学分制基础上实行更加宽松、更加灵活的以选课制为基础的教学管理制度。学生不再以“行政班级”而是以“课程班级”管理；学生既可以在提前修满规定学分的情况下顺利毕业，又可以因访学、交流或者联合研究而延期毕业。二是要进一步扩大专业口径。精英教育时代学生规模较小，专业的设置是为了满足社会重点行业和岗位的人才需求，不可能反映整个社会的人才需求。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迁移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学科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为主要特征的“大学科”不断兴起，过细的专业分设是对整体世界的机械切割，在一定程度扭曲了完整的系统世界的本来面目，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和丰富专业内涵已经显得刻不容缓。正是根据科学发展的这种趋势和生产领域的多样化要求，国外许多大学普遍设置了大量的跨学科专业，并实行了许多跨学科协作教学模式。三是要在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多样化质量观的指导下，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探索跨国界、跨地区、跨院校课程、专业评估与互通“立交桥”，建立跨校教学质量保障机制，为培养视野宽广、知识结构合理、自主获取信息能力强的拔尖创新人才创造便利条件。
　　三、合作共赢需要深层推进
　　从国内发展的形势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历史变迁。中国人民正在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阔步前进，中国已经从“站起来了”发展进入到“举足轻重”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在发生不断的变革和调整，并催生着日新月异的可喜变化。改革开放30年来，在“科教兴国”、“科教强国”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跨越”，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和第二大规模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高，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大力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已经成为下一步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并能够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大学组织学科共同体，已经显得刻不容缓、时不我待。事实上，中国的一流大学之间早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流与合作。只不过，这种合作完全是出于院系或者教师自发产生，合作规模太小，范围有限，受益面太窄。我们有理由坚信，一流大学之间的系统性、实质性和多边性合作，将成为国内大学实现双赢，乃至多赢的又一种重要组织形式。
　　在教育部的积极鼓励和支持下，前年在浙江大学召开的全国第六届“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校长们认为，我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但还远远不能称为高等教育强国。中国高等教育在迅猛发展的同时，高校之间在包括生源、师资以及各种资源之间的竞争程度也在不断加剧。高校之间的竞争是需要的，也是必然的，但由于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有限，这种竞争必须是有序的和良性的。大学之间既要有竞争，更需要有深度合作，显然后者应当被赋予更高的权重。这符合“穷国办大教育”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去年10月，借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第七届“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之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9所首批“985工程”建设高校共同签订《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协议书》。根据协议，9校将在教材建设、课程建设、远程教育、师资培训等方面展开深层次合作，将互相承认交换生在他校学习和交流期间取得的课程成绩和学分，将联合举办暑期学校、野外考察、联合生产实习、联合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将建立博士学位论文网上相互评审系统以共同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并积极推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这标志着9校在深化合作和资源共享的道路上跨出了关键的步伐，标志着合作共赢已经从一种理念发展进入到实战阶段，标志着合作平台和运作机制的雏形开始显露端倪，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截至目前，中国的许多大学都制定出了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并相继制定了配套的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中国大学之间展开实质性合作，有利于互享优质资源，有利于互补优势学科，有利于互学教改经验。下一步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要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把9校合作协议中的内容一一落实到位，并仔细总结经验和不足。总之，中国一流大学之间合作基础雄厚，合作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合作的第一步迈出去了，就会有第二步和第三步。9校成功合作的“破冰之旅”，将会吸引更多的高校参与进来，将会开启和引领中国高等教育迈向一个合作共赢的新时代。（作者系南京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