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上研究生那阵，大家都有一股劲，尤其是年龄大的同学，再苦、再困难，也要拼，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学、怎么做了。”当刘嘉麒院士在2006年春天回顾他第二次做研究生的经历时，我们除了看到这位已经“成长起来”的科学家少有的坚韧不拔，也看到了他作为人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978年，36岁的刘嘉麒怀着“磨刀不误砍柴功”的信念，开始了他为期7年半的旅程——在中科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而在1985年之后的21年间，他坚持“用知识回报母校”，正如他在2005年7月的校友聚会上所说：“研究生院给了我知识，使我能够成长起来。从1985年开始，我每年都要到这儿来上课，我愿意把老师们传授给我的知识回报给母校。”他的履历清晰地表明了一名中国科学家在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中，如何进行知识创新、教书育人。
在位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办公室内，刘嘉麒侃侃而谈，他虽然已进花甲之年，却和他的导师刘东生院士一样，谈话条理分明，声音铿锵有力，话语间流露着质朴、平和与智慧。
“这段学习改变了我的命运”
问：您文革前就是长春地质学院地质系岩石学专业的研究生；1978年至1985年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您能否回忆一下您早年求学的历程？
答：我这一生一共当了将近27年半的学生。文革前就读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系岩石学专业，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就没再学习，但这个学历是承认的。当时咱们国家没设学位，没有硕士博士，就叫研究生。那时候研究生很少，我记得文革前全国大概也就3000多人。
我68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辽宁工作一段时间，按那时的规定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没下农村，是到地质队接受工人阶级教育。73年底又从辽宁调到吉林。在辽宁是地质系统，到吉林是冶金系统，78年从冶金系统考到科学院来了。
68年到78年这十年就算工作了，对我本人来讲是一生最好的一段年华，但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很多工作不能开展，浪费了很多时光。我觉得十年时间，自己的科学知识出现了一个很大断层，必须补课，学点新的东西，所以78年重新考研，时年已36周岁了。按现在的情况看，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已经很有成就了，可那时我得重新读书、再当学生，谈何容易!历来当学生不管你年龄多大都是很苦的，尤其年龄大的再重新念书，在很多方面要比年轻时难，这就更得努力。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36(岁)当作26(岁)过，把浪费的十年再追回来。
问：能否回顾一下文革后您第二次当研究生时的情景？
答：当时经济条件特别差，那点工资除了自己生活费还得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什么都得管，很是艰苦。而且当时国家的经济比较差，制度上管得很严，尽管我这个研究生年龄很大，来之前在原单位已是室主任了，但到这里你是学生，就得一切按照学生待遇。譬如，我当时出差只能坐硬板火车，连卧铺都不能坐，更甭想坐飞机了，不像现在的学生。当时的交通条件也很差，出野外经常靠两条腿走路，有时一天要走上百八十里。无奈，你就得能吃这个苦。在研究生院，我们是八个人住一间房子，到所里一直住了八年木板房(地震棚)。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上研究生那阵，大家学习的自觉性都非常强，所以再苦，再困难，也能克服。后来咱们研究生院78级，79级的学生，很多人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与当时的学习刻苦努力是分不开的。研究生的学习与大学不同，大学时念书考虑分数比较多，要么是百分，要么是五分，越高越好；到研究生时就不一样了，大学已经读过，又工作了十年，再重新读书，知道自己什么地方需要加强、需要补充，不是为了学分而学。譬如，我这个搞地质的大学时数学学的少，但工作却需要，我就努力地去听数理统计、概率论一些课，有的属于选修，有的不是选修也去听，这样可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有利于后来的工作。
入学时，我们有六十多人外语是考非英语考进来的，可是入了研究生院都必须以英语作第一外语。我们请求学院拿别的语种做第一外语，但学校不同意。我原来学过俄语、德语，还学点日语，哪门都比学英语有基础，现在却要从扫盲开始学英语，期末还要和所有同学一样通过过关考试，实在太难了!可是，除了努力，没有别的办法。毕业后一工作就感到，要不是当初研究生院要求得严，李佩老师(英语教研室主任)要求得“狠”，我和一些同学的英语肯定过不了关，那样，后来的工作可就惨了，别说出国，就是看文献写文章也有困难。这些年，我几乎年年出国，走访了四十多个国家，多亏那时英语过了关，我从心里敬佩李老师，从心里感谢研究生院的培养。
我常常回顾，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一条就是艰苦努力，持之以恒。刚才说了，光是做学生就当了二十七、八年，老实讲真是吃了不少苦。遇到艰苦和困难能不能克服，能不能坚持，就看你的毅力了。而毅力产生于思想和理想，也就是人生观。你活着到底为什么？想做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不管你自觉不自觉都得去想，想得越自觉，觉悟得越早，成长得也就越快一点。我从小在学校受到的教育，一直是强调为国家为人民而学的目的。我的家境很困难，确实也是党和国家把我培养起来的，也想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好工作，报答国家，报答党和人民，这也是一种信念吧。
问：您在36岁的时候重回校园，应该说奠定了随后的科研基础。您现在如何评价您在1978年的选择？
答：当初从长春来北京读研究生是我自己的选择。尽管我在原单位已很受器重了，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也不错，但不能“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还是决定考研深造，一人来北京，去新疆。从78年到85年拿到博士学位，用了7年多的时间，因84年被派到新疆工作三年，使攻读学位的时间拖长了一点。这期间，遇到许多困难，吃了不少苦，但我从不后悔。我觉得，在那7年时间里，我不仅学到许多新的知识，受到科学院这个国家最高研究单位的氛围和高水平研究群体的熏陶，也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磨练了意志，增长了才干，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学习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创新是科学的本质
问：我们知道您21年来，一直坚持在研究生院上课。能否谈谈您这么多年来教学工作的经验？
答：我是咱们研究生院培养的学生，所以对咱们研究生院挺有感情。我去研究生院授课，身份从原来的学生变成老师了。既为老师就要多为学生着想，要换位思考，我当学生时对老师是怎么样要求的，就要想到现在的学生对我会怎么要求。当年我对老师讲课也时常评头品足，哪个讲得好，哪个讲得不好。现在自己成老师了，学生也会有议论有要求，只是一般不会当面讲，但背后不可能不论长道短。出于对学生的考虑，我必须尽可能要把课上好。
按照我当学生时的感觉和现在学生的意见，要不断地丰富讲课的内容，增加课程的信息量，把科学的前沿，最新的知识、最新的发展趋势讲给学生；同时，也不能忽视最基础的东西，基础的东西说不清楚，掌握不牢也不行。所以要将基础和前沿的东西密切结合。
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知识一到了书本就开始落后了。一个新的学说也好，理论也好，在它刚刚建立的时候都不够完善，真要写成书了，至少已经过去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了，如果你十年八年都不改变教案，所讲的内容有些早已过时了。从85年开始，尽管我已经上了21年课了，但我没有固定的教材，没有一个固定的讲稿。如果明天上课，今天晚上可能还要改改讲稿，有时还要从网上下载些资料做成ppt把它充实进去。这样的话，知识就比较新，信息量也比较大；另外，增加声像和图片的东西，对学生稍微有点吸引力，若是像过去那种光说或者有一点板书，讲得死板，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如果你讲课把学生讲睡觉了，那就不成功。
每次讲课最后我尽可能留几分钟，或更长一点，给学生一些思考时间，让他们提提问题，有什么问题就当场解答，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你听完一堂课(一个报告)或看完一篇文章，连个问题都找不出来，就表明你没有完全听懂或读懂。
问：有众多的学者认为，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是创新能力培养，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如何培养创新能力？
答：从一个人受教育的过程来看，我认为，小学是基础，中学是关键，大学是提高，研究生定方向。研究生阶段，人在各方面已趋于成熟，是人生最宝贵的年华，也是最富有朝气和想象力的时候，因此，应该把培养创新能力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像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这样的学校，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教学与科研密切结合。学院的教师队伍，讲课内容，教学设施，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学生的素质也不错，老师无论在讲课过程中，还是回到研究所做论文的时候，都要启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是科学的本质，没有哪个搞科研的人愿意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事，做比别人差的东西；一个真正做科研的人，都是要想办法作新的东西，做比别人强的东西，这是科学本身的规律，本身的要求。诚然，知识靠实践，靠积累，成年人在知识积累和经验方面胜于青年人，但年龄大了，锐气却减了，干什么也没有年轻时麻利了。我是走过来的人，深知研究生阶段的重要，可惜一去不复返了。凭我的经验，搞科研的人至少从研究生时就要着手创新，年轻人思想活跃，有灵气，此时不博，还待何时？但许多研究生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挺嫩，还不行，把主要精力放在完成学分和论文上，能毕业就行。我觉得满足学分，满足毕业，这是低级要求。
新一代人的特点
问：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在研究生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思想、道德、政治等方面的教育也是必要的组成部分。您是否觉得我们在这些方面的重视度不够，或者着力点不到位？
答：的确，思想、道德、政治等方面的教育也非常重要。按照我们那个年代来讲，叫理想教育，人生观教育；现在叫素质教育。我觉得，目前整个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育还是比较欠缺的，所以在年轻人当中就出现一些问题。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来说比我们那代人聪明，条件也好，但有一些问题，他们好多是独生子女，这群人，说得白一点，比较自私，比较自我，团队精神比较欠缺，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足。有的学生挺聪明的，挺好的，可就是心理上有弱点，品德上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人也好，一个科学家也好，如果你品德不好，心理不健康，那你做任何事情都难做好，做好了也不会持久，而且可能由于采取的路子不对，能量越大危害也越大。我遇到过有毛病的学生，如果你不及时指出他的毛病，让他改过来，不仅对他本人的发展不利，对社会也会有危害。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对学生的教育中，素质教育、道德教育得特别加强。
问：2004年教育部下发了16号文件，提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前后，中科院召开了首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目前全院上下都非常重视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您认为这方面还需要做哪些改进？
答：现在文件上，理论上，媒体上都强调这件事情，也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我觉得没有很好落实。我认为，首先要健全组织，党组织、团组织要发挥好作用，要有生动活泼的教育措施。此外，最重要的是要发挥导师的作用。每个研究生都有导师，导师对学生不光是业务上的指导，更重要的是要关心学生，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我在和研究生接触过程中就知道，他们除了和你讨论学术上的事情，还有很多生活和思想上的事情需要你给予指导和帮助。我和我的学生比，至少和他们的父辈差不多，甚至比他们父母还大，我既把他们当学生，也当孩子看。他们有时把家里的事情，跟父母的矛盾，跟同学遇到的问题，甚至谈恋爱的事情，都能跟我讲，那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帮助解决。否则，他什么也不和你讲，你什么也不知道，出了问题就麻烦了。
对老师、对学校的评价最有发言权的是学生
问：现在研究生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像硕士生第一年要拿够学分，第二年就要做论文，不仅仅是毕业论文，还要发表一两篇文章才能进行论文答辩。接着就是找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您对此作何评价？
答：我觉得现在的教育方法给学生的自主空间比较少。对于年轻人，给他们那么多要求，那么大压力，怎么行？建议学校和学生自己多搞一些业余活动，活动多了，接触多了，学生之间的感情和合作精神也会增强了，他们自己如果有什么苦闷的事也会冲淡、冲散了。要是学生成天除了上课就是看书，然后就是准备考试，这恐怕不利于身心健康。当然，他们不努力学习也不行。
问：现在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很多，但不同院系、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面向社会、面向自然的实践活动还比较少。
答：我讲的这门课程就遇到这种问题，选课的有一百二三十人，组织起来比较难，五一放假，学生们要求出去实习，学校不主张出去。但是这么长的假，学校总得考虑通过什么形式把学生组织起来，让他们出去一两天、两三天，有点活动，这比一放假就把学生放羊了，各跑各的可能好一点。当然，组织这类活动要花点精力花点钱，要发挥各个研究所的积极性，把学生组织起来。
问：是否应该从全院层面考虑？
答：对，都推到研究生院身上，压力自然大，人力物力财力都有困难，很难解决。但如果把它分散下去就比较容易解决。怎么分散？学校要有统筹考虑，分散到哪个研究所？时间窜开，地点窜开，就能解决。让学生有这么一个集体活动，了解社会，了解野外知识，总是有好处的。学校从安全角度考虑是对的，但光怕出事而把学生关起来也不合适。
问：您的意思是，要尽可能考虑到大家的需求，学生的需求，不能总是出于管理的方便而采取硬性规定？
答：学校的主体是学生，老师也好，领导也好，都是为学生服务的，应该是这样。不要以为，学生就是受我管的，这个不行。现在评价一个学校、评价一个老师，就靠领导，靠行政管理，这是不客观的。对老师、对学校的评价最有发言权的是学生。
论文选题可能影响一生
问：您对研究生论文的选题，有什么建议？
答：做论文的过程就是从研究生院回到研究所以后，在导师指导下开展研究的过程，是研究生学习生涯的重要阶段。选题等于给研究生定方向，方向定得好坏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虽然有少数人读完博士干别的去了，但大部分还是要干自己学的这行的，否则在学业上也是个浪费。既然是定向，那就必须选准，有深度、有难度、有前瞻性，让年轻人一下子就进入科学的最前沿，使他在做这个论文过程，乃至毕业以后，一直沿着科学的前沿前进。有的论文选题本身就比较平淡，虽然比较容易做，学生容易毕业，但不会有什么作为。作为搞地质的，还得要有实践经验，必须和野外工作结合起来。有的人室内工作做得挺好，到野外却什么也不认识，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这不行，这时就需要老师带好。现在有些年轻的老师自己就很忙，野外工作经验也不丰富，学生没有机会或很少有机会出野外，这样培养学生也不行。
问：有深度、有难度、有前瞻性意味着风险，有风险则意味着有可能无法完成论文、无法保证拿到学位。有时候，针对研究生们的系统性科研训练、创新能力培育和保证按时毕业有些矛盾。对此您怎么看？
答：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我就不太赞成。现在要求研究生非得发论文不可，没有发表的论文就不能答辩，不能答辩就毕不了业。从而导致学生不想或者没有时间去认真出野外、做实验、写论文，而是想办法东拼西凑，搞两篇文章。试想，一个刚刚投身科研的人，没有什么积累，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做论文，会出什么成果？以前，我们当研究生的时候还是要为老师服务的，替老师做一些事情，现在老师得为学生服务，因为他不发表两篇文章毕不了业，那么导师还得帮着他整文章，帮他改，帮着他联系往哪发表，有时还得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保驾，这叫什么事啊？这样做并不能启发学生的创造性。
问：2005年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二届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新的决定，就是全院对研究生发表论文不作统一要求，各培养单位根据学科实际制定相应的标准。这是否有利于缓解上述矛盾？
答：我觉得不能在学位论文之外要求发多少文章，如果有的人有能力有条件发表文章当然好。有的人也许由于工作量大，一时写不出正式论文，只要能把他的学位论文做好也就可以了，学位论文不能马虎。不同学科性质不同。假设你是做化学的，我当然也不特别懂化学，你做一个实验有个结果，就可以把结果发表，也可以算一篇文章。搞地质不行啊，地学要做大量工作。我审过一些文章，有些是研究生写的综述性的东西，既是综述，就应该对这个学科有全面的了解，过去往往是有充分积累的学者才能写这样的东西。现在不然了，有的学生读了几篇文章就动笔，凑一篇东西，就想办法找个杂志发表了，发表了就算一篇文章。但这类文章对科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它没有你的实质工作，也没有有用的数据。
导师遴选很重要
问：您认为研究生制度的关键在哪里？
答：我认为，研究生制度核心在于导师。以前一个学校或一个单位能带研究生的人很少，招的研究生数量也很少，那肯定导师的水平比较高，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现在不同了，研究生多得不得了，能带研究生的人也多得不得了。其实这是教育的倒退和浪费，本来本科教育就应该达到的要求，为什么还得经过研究生教育？本来本科生甚至专科生就可以胜任的岗位，为什么非得研究生不可？与其说把不该或者不需要做研究生培养的人做研究生培养，不如把花费在这部分人身上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到基础教育或普通教育上。中国的现行教育有两个不正常现象：一是该接受普通教育的劳苦大众得不到这种教育；另一方面又盲目培养成不了高级人才的“高级人才”。
就研究生导师而言，也要有个标准。不客气地讲，有的人自己刚毕业，马上就当上博导或者什么的，这无论从资历、知识层面，还是年龄、心理上考虑，都有一定局限性，自己还没成熟呢，怎么带别人？尽管有些年轻人很聪明，也很不错，但评职称，当导师，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今天是博士生，明天一毕业就成博导了。在政治上有“火箭”干部可以理解，在学术上出“火箭”科学家，恐怕就不科学了。
在遴选研究生导师时，导师的人格也很重要。对导师不光要考核业务，还要考核人格品德。有的老师工作和生活上很自私，脾气也怪，学生和老师的矛盾很大，无益于研究生的培养。所以我在强调学生尊敬老师的同时，也要要求老师爱护学生，为人师表。
问：师生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中科院导师资源比较多，但是学生规模也越来越大了。
答：这点我觉得得控制，扩招的太快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源的质量下降；二是培养的质量下降。后者是因为有的导师水平不能保障，研究生的工作条件不能保障。研究生可以集体培养，但由“大导师”招，“小导师”带的现象也不好。
问：您也教了21年的课，亲自带了很多学生，能否谈谈您做导师的经验？
答：我也没有什么经验，我想说的是：第一，老师要有奉献精神，要有责任感，起码不能误人子弟，家长把孩子交给你，你就有这个责任像培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甚至比培养自己的孩子还得下功夫，这是责任心的问题；第二，研究生是塑造人的时候，要求他们在做学问的同时首先要做好人，要和每个学生谈心交心，关心他们的成长；第三，在选择论文方面要有前瞻性，不仅为他们眼前着想，更要为他们毕业以后的发展着想。读研究生的人，哪个不想将来有个好发展啊？说白一点，谁不想出人头地？那就得给他们找到一个好的方向，好的平台，将来有一个好的前途。
从我自身来说，还可以做到两点：一是给他们讲课，带他们实习；再就是拓展他们的视野，给他们创造出国机会。过去在我这当研究生的，在他们学习期间我都给他们找个出国机会，短的参加国际会议，长的到外面工作一段时间。我已多次出国，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出国，那就像刘姥姥进贾府似的，什么都新鲜，以后再出国就觉得很平常了，没什么新鲜感。也就是说，年轻时候出国，扩大眼界，增加阅历，能学到不少东西，对人的成长会有不少的启迪。相对来讲，国外与我合作的比较多，学生出国的机会也比较多。应该说，不是没机会，就怕没准备；有时有机会，但找不到合适的人，专业不行去不了，外语不行也去不了。总不能让老师陪着你出去啊。即使带你出去也得靠自己。去年我带一个学生到德国，我在的那两天还挺精神，我走了，把她扔那工作半年，就有点无着无落了，但是过了半年什么都行了。不这么逼一下，老想着在家里有爹妈照顾，在单位有老师保护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