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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高等工程教育产学研合作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09年10月18日 作者:翁史烈

去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数为540万人,相当于1998年招生人数的五倍,超过俄罗斯,与美国持平。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研科技成果方面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很可观的。另外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很快,从这些情况来看,应该说我们的各级各类工程教育发展是主要的。这使得我们有条件来讨论、正视问题,来讨论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工程教育困难比较多、问题也比较多,有些是教育内部的问题,有些则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甚至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问题。
  如果以万亿元代表一个阶梯的话,2006年以前的16年间,我国的GDP跨过了19个台阶,经济增长异常迅猛,这种增长对工程质量特别是经济质量有很高的要求。现在大量的技术引进亟待消化吸收,许多领域正处于从国外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关键时刻。嫦娥计划、高温核反应堆、新能源超级电容、燃料电池、杭州湾大桥等等记载着工业进步和科技创新的步伐。这些情况应该说是形势逼人。如果在发展的大潮中工程教育不能培养一批批新型工程技术人才,不能提供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一句话:如果不能源于实际而高于实际,工程教育就会丧失存在的前提,为发展的浪潮所抛弃。
  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就必须把它和产业结合起来。近来国内外通行的方式是产学研结合,在有的国家还加上政府一方,叫做官产学研结合。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产学研结合大约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2002年,全国第一个产学研研究生培养基地在江苏省诞生,2004年上海市教委、发改委一共九个部门共同决定建立上海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包括上海交大与宝钢、上海交大与上海电气集团、同济大学与上海大众、同济大学与德国大众都开展这方面的联合。仔细分析,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三明治”模式,也就是三个阶段:实践、学习、再实践。第二种是继续工程教育模式,就是企业和学校联合在一起,为企业人员更新知识。第三种是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模式,这是博士后工作站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学校和企业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项目主要是跟企业的需要相结合,所需经费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支付,培养的对象可以来自企业,也可以来自社会,企业一般比较欢迎。第四种是校内的产学研结合的培养模式。
  我认为,在当前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包括促进产学研结合,采取下面一些措施应该是有效的。
  第一是要制订政策,鼓励学校和教授把教育质量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学校是向社会开放的大系统,和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校理应认真规划自己的工作,力求在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等三大功能上充分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事实上,多数学校己尽最大努力来增强科研力量,争取重大项目,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有没有足够强大的动力来开展教书育人的探索。这是学校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国家要制订强有力的政策,鼓励学校和教授把教育质量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第二是要善于求解企业与学校利益趋向的共同点,建立多样化的合作平台。企业与学校有着不同的利益取向,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关心订单和市场开拓,如有产品技术引进任务则更要忙于与外方谈判签约、开展合作。学校往往是学术导向,追求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与学术论文。如果企业不拓展视野,考虑长远;而工程教育不端正办学的方向,那么两者利益的交点就难以求取。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实例值得我们借鉴。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重型燃气轮机更新换代的工程组织了近十个一流的企业,近百所著名高校,“十年磨一剑”,成功地把机型从F级提升到G级、H级。新机型推向国际市场,企业实现全球开拓,而学校也从实践中走向工程科技的最前沿。这个案例获得成功的关键是要有重大的项目,有合理的分工,有强有力的组织者。
  第三是学校的教学内容、学术水平应源于实际,高于实际。产学研合作对工程教育的教学内容和学术水平提出严格的要求。学校不是企业,学校和企业必须各有所长,然后才能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相得益彰。学校的长处何在?仔细分析当前我国工程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在工业生产中,大量技术引进后在消化、吸收、仿制、跟踪过程中提炼出工艺、材料、运行、调控等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必须开发新工艺、新材料、新工作原理、新计算方法、新设计,而所有这些创新必须得到材料科学、气动力学、热力学、传质传热学、控制理论、强度振动学、信息科学等诸多学科综合的强有力的支撑,否则难以突破并实现从仿制跟踪到自主品牌的过渡。在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中学校应该如何正确定位?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学术水平必须“源于实际而高于实际”。学校应该定位于生产实践、技术开发、机理研究、科学理论的上流。
  第四是明确工程学科的培养目标,建立评估标准。工程教育理应培养现代工程师,现代工程师的标准国内外已有许多论述,当务之急是建立工程教育的评估标准和工程师的资格认定制度,从体制和法规上来保证工程教育的办学方向。
  第五是按社会发展的需求调整学科门类和专业设置。我统计了上世纪最后20年中我国各级学位的授予数量:学士456.8万,硕士61.6万,博士7.706万。其中工科学士、硕士、博士分别占教育规模总数的44%、41%和38%。比相同的时间区间里的西欧、北美地区要高出24-25个百分点。当然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区别,教育结构包括门类设置、学科结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都会有区别。但我们国家经过20年的巨变,现在是审议它们并作出调整的时候了。(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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